正是基于独特的公益事业思想，佛教在慈善和公益事业领域一直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自传入中国，就特别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修桥补路、挖井、医疗、救济等多种事业。宋代，则形成了专门的从事公益事业的机构，长期负责公共事业。如维护桥梁，修建海堤，管理驿站等，政府则以一定的田产作为补偿，称之为“守以僧，给以田”，6 颇有今天美国布什总统将社区公共事业委托给基督教慈善组织的意味。黄敏枝教授曾把宋代佛教公益事业分为5类，实际上这也贯穿于整个中国佛教史，分别是（1）桥梁的兴建与维修，（2）水利事业的修建与维护，（3）道路的修建等，（4）养老、济贫、赈济、慈幼、医疗等救济事业，（5）公共墓地、义冢、浴室等慈善事业。7 历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则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8 。
此外，参与慈善与公益事业，也许是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重要理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没有公共的社会空间。上层是政府包打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负责。底层则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民间社会，家族制度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制度。然而，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小社会，终究具有极大的缺陷，很难超越血缘基础，为更广大的公共利益服务。在这种历史处境中，以出家生活为基础，同时具有普度众生情怀的佛教，恰恰可以弥补中国社会这一固有缺陷。9 也许正是这一理由，使佛教在中国与慈善公益事业密不可分，也使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从宗教社会学的维度看，佛教的中国化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佛教提供了中国固有社会所缺少的公共利益的承担者。
注释：
1、张士江、魏德东主编：《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第3条。
3、《大正藏》卷 21，页484上。
4、《大藏经》卷2，页717中。
5、《大正藏》卷46，页686中。
6、参见张雪松：《试论佛教承办慈善事业的制度化保障与优势》，见《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事业暨第二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论文集》第145页，
厦门南普陀寺2008年11月印刷。
7、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413-434页。
8、全汉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1934～1984)》，何兹全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9、元代史官黄溍（1277~1357)曾生动地描述家族世袭与佛寺传承的异同：“凡佛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授法，田庐赀蓄器械百须之物，悉得以为世业，传子若孙，其成之难而保有之不易，与齐民之家固无大异也。然人之子孙不皆才且贤，而佛氏之子若孙率以义合，必择焉而得其才，乃以畀之，故其传往往至于千数百岁而不坠，世家大族弗如也。”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卷13，《净胜院庄田记》，页129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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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魏德东
编辑：
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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