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创教，构筑了一种与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出世舍家，游方乞食，苦行制欲，以求解脱。这一信仰形态迅速传播开来，与印度传统主流思潮相抗衡，成为印度人的另一种精神生活选择。佛教信仰方式有着强烈的扩张性与包容性，这使它活力四射，遍地开花，由印度本土而至周边邻国，佛法无边，净土无量，最终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形成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人群却奉行相同信仰的“佛教文化圈”。佛教的组成制度、生活方式风行一时，全世界佛教徒都可以在同一种语调中念佛，在同一种行为中合十致敬，以同一种姿态礼拜，甚至于无声的形体动作也可以成为佛教信仰者彼此的认证标准。信仰的格式化为全球佛教信仰者提供了亲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然而，透过这一共同的信仰模式，我们依然会发现在印度、中国、日本这样的佛教大国中，其相同中包含着差异，在统一中发生着裂变，一些区别甚至有冰火之殊。但这一变异并不影响佛教在全球文化圈中的传播与发展，各方求同存异，秉持佛陀弘法利生之原则，强化佛教传播中的适应能力。在义理上与本土土著思想相调和，在制度上与属地政治经济、人文风情相配合，从而保证了佛教信仰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促进了人群的和谐相处。

戒律与印度佛教

佛陀于菩提树下悟道以后，四处游走，讲说佛法，渐渐组成僧团。早期追随佛陀学习的弟子多是善根纯厚之人，所以其时并没有戒律产生。佛陀只是勉励僧众“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但随着佛教影响日远，僧团里人数增多，鱼龙混杂，凡圣同居，其中有一心向道、求取解脱者，也有因贪图供养而混迹僧团者。这样，僧团成分日趋复杂，不如法的事件开始出现，为护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讥嫌，佛陀开始制定众多戒条，以约束比丘众的行为，并采纳外道的方法于每半月布萨忏悔诵戒，以维持僧团的清净与团结。这就是佛制戒律之缘起，即“随犯随制”。每条戒律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因缘，所以说：毗尼是因缘所显。

佛灭后约百年内，佛教界曾有两次“大结集”，其缘由皆因戒律问题，而戒律之争也是因为不同地区比丘对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

在佛陀逝世后，僧团面临着如何稳定局势、不使僧众星散的大问题。大弟子迦叶遂发起举行王舍城大会，来结集经律遗教。结集大会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召开，有500位大比丘参加。由“多闻第一”的阿难诵出经（法）藏，由“持律第一”的优波离诵出律藏。在结集过程中，有一事对后世影响很大。那就是在会上阿难曾传达佛陀的遗言：“小小戒可舍。”何者为“小小戒”？阿难当时并没有向佛陀问清楚，由是结集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后阿难为了团体的和谐，承认了自己当时不问明白之过失，终止此争论，乃由迦叶裁定：“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这样，戒由佛制成为定制，使得戒律失去了变通余地。

佛灭100年后，因为戒律问题，佛教内部再次发生了严重的争论，这次辩论大会，虽以乞钱为起因，双主争辩的内容却有十项，故称为“十事非法诤”。这“十事”即是阿难所说的“小小戒”，东方比丘认为不妨有其弹性。但耶舍一方，不但坚持这十项均为“非法”，而且在戒律中明列禁止这十项为成文法。当地的跋耆（族称）比丘们受此惨败，内心愤愤不平，另行结集，逐渐演变成部派的分裂。从此在佛教内部分为东方系统的大众部，与西方系统的上座部（耶舍一方）。

戒律既为因缘所显，就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任何一种因缘，都只能在一种特定的时空中存在，它包括了文化传统、政治背景、风俗习惯、时尚爱好等种种因缘。其实在佛陀时就已有这一方针。在《五分律》中记载有关于随时毗尼与随方毗尼的遗训。佛陀说：虽是我所制，余方不为清净者，不必行；虽非我所制，余方清净者，则必行之。

佛教的戒律条文之中，有的根本不适于在印度以外的地区来实行，这就是它有地方性的局限。还有一些规定，根本是由于随顺当时民间乃至外道的习俗而制。根据随方而变的原则，佛教戒律亦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作适应性的改变，这是符合佛陀制戒本怀的。

戒律在中国的变种

佛教初传中土百余年间，虽有经典传译，却独缺律典。直至三国时代的曹魏嘉平年间（249—253年），戒律才传入中国。僧团虽已建立传戒制度，僧人也不再仅是“剃发”、“染衣”，但真正对佛教戒律有回应意识是道安（312—385年）法师时才开始的。僧团业已成立，而维持僧团的制度却不完备，所以，戒规的建立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护持僧团之清净，以规约来规范僧众，道安遂制“僧尼轨范”，开启了中国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别立僧制之先河，这为日后禅林创立“清规”打下了伏笔。道安之后，随着佛教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佛教与中国社会诸系统的协调也在各个层面展开。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佛教内部又出现了许多依据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轨范。

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样态，所以戒律的变革与异化已是历史之必然。戒律出自印度，其中许多戒条并不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这样必然会引发诸多争论与修正。然而，尽管改革的呼声很高，但从佛法的角度说，戒律毕竟为佛陀金口所宣，并不是说变就变、想变就变的。这样，一种更为社会各界和僧团内部所能接受的形式便应时而生，这就是中国佛教的僧伽制度。

戒律在向中国渗透传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的民生实际，也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制戒之精神最终以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僧制来规约僧团，在授戒方面则大规模地弘传重在制心的菩萨戒，至慧能时传授“无相戒法”，再其后终于创造性地推出了中国僧团自己的戒律，即“禅门清规”。禅僧从修持理念至行为方式均有别于其它宗派，然其生活却依附于律寺，这样不合规度之事就会经常发生，修持行为与环境所在已形成尖锐矛盾，如何协调禅僧与律寺的不相适应性就成为佛教僧团的当务之急。百丈怀海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减少与义学、律学僧众相聚一处所产生的龃龉；且提倡“农禅并重”，解决僧团生存问题。清规的确立，使中国僧团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僧伽生活。丛林清规的产生虽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但其本质依然是对印度戒律的继承，在护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并无二致。清规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为了规范僧伦，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清规之制定同样是使僧团和合，清净无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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