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东：不同宗教公共空间表达的界限在哪里？

本文作者：魏德东（图片来源：资料图）

近年来，宗教标志物在公共空间的表达越来越引人瞩目。从新疆穆斯林的头巾，到浙江基督教堂的十字架，甚至到北京高校里和尚身份的教授的着装，都引起诸多争议。如何理解、诠释并调适公共空间中的宗教标志物，需要认真地思考与研究。

宗教是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实现个人的神圣信仰，因此社会性是宗教的基本属性之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每一种宗教都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于公共空间，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影响。今天我们在欧洲漫游，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几乎都有一个雷同的结构，这就是：正面是大教堂，左右手分别是市政府、法院，中间是城市广场，理想的情况下，广场前面应该有一条河。这一结构反映了基督宗教在欧洲的历史地位。看教堂，听教堂钟声也往往成为欧洲旅游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宗教，如佛教、道教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与基督宗教在欧洲有着显著的区别。与欧洲相比，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空间表达要含蓄很多。在地里位置上，“自古名山僧占多”，很少有宗教活动场所在城市中心有一席之地。在建筑风格上，寺院道观也没有向高耸入云的方向发展，而是谦逊地融汇于山水与民居之间。当然，只要条件许可，任何宗教都希望能在公共空间有更多的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巍峨的乐山大佛、泉州老子像，等等。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是全球化，不同宗教相遇并前所未有地共处一地，这为宗教的公共空间表达带来了新的挑战。以欧洲为例，传统上基督宗教独大的地区逐渐拥有了大量的穆斯林人口，市中心已经有基督教堂了，清真寺将建在何处？穆斯林可否带着自己的传统服饰进入公立学校？都成为敏感的社会话题。在美国，当穆斯林决定在九一一遗址边建立一座清真寺的时候，引起轩然大波。而美国总统宣誓时使用《圣经》，美元上印着“我们信赖上帝”，小学生每天朗诵的国旗誓词上的“上帝”字眼，都不时受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批评。

在今天的中国，对于宗教标志物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也存在着特有的困惑。一方面，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整个社会对各种宗教、传统文化都采取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势，甚至发展出极端化的破四旧等行为，宗教传统、文化传统在中国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直接影响到全社会的风尚与大众的文明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近30多年来，社会逐渐对宗教与传统文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不仅是宗教信仰者，政府、学术界及大众，都对不同的宗教和传统文化予以包容对待，期待其发挥在安定人心、教化大众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各种宗教也生发出自己的身份自觉，争相在公共空间呈现自己。露天大佛的增多，十字架的蜂起，清真寺的阿拉伯化、头巾在穆斯林女性中的流行，等等，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宗教标志物在公共空间的丰富很快也引起了社会的担忧。穆斯林头巾的佩戴被认为可能与宗教极端倾向有关，教堂的一些十字架被界定为违章建筑，一些露天大佛都认定为没有申报。于是，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穆斯林头巾、拆除十字架、不允许露天佛像开光就成为一些地区的政府行为，并引起了许多争议。

宗教是社会的，一定会有公共空间的表达；宗教是多元的，不同的宗教都要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社会是世俗的，既要发挥宗教的积极功能，又要避免宗教极端与宗教冲突。凡此种种，都关涉到一个问题：不同宗教公共空间表达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与谨慎对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