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信仰的边界是法律与秩序

信仰的边界是法律与秩序（图片来源：资料图）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思想可能将人带向澄明，也可能使人狂悖。日前发生的招远惨案中，几个“信徒”为发展成员找陌生女子要电话号码不成，一口认定对方是“邪灵”、“恶魔”，在公共场合将其殴打致死。站在常识的立场，除了认为这些狂信者在心智上已走火入魔，很难为其行为找出其它合理的解释。

与恶魔、邪灵相对的，是天使、圣灵。在这种截然二分的认知结构下，前者是绝对的恶，后者近乎绝对之善。若不能在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所倡导的“我与你”的关系中，将“他者”也体验为目的，理解“绝对之爱”，那么自认手握绝对真理的信徒，就可能倚“善”除“恶”，目的越正当，暴烈的手段就越易穿透良知和良俗的抵挡。为求早日“升天”，在一些“邪教”教义下，个人及集体自杀，或突破法律底线，置不信者于死地，都将获得正当性。这就远离了信仰的正途，或堕入犯罪的深渊。

人远非完美之在。有限的肉身与智力，有限的德性与制度，只能使我们创造出一种有限的生活。在全世界，信仰之所以存在，正因人们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抵达无限。日常生活与宗教间，难以避免地存在一种内在的结构紧张。以信仰来“点化”日常，是信徒们的希望所在。

这种“点化”，对现实中遇到生活难题的人或失败者吸引力更强，几乎一拍即合。招远惨案后，记者探访“全能神”信仰者们的乡村生活，发现不少老人独守乡村，物质或精神处于匮乏状态，很难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对宗教的品质缺乏基本的辨识经验和能力，极易被任何一个传达“神意”的预言师和恫吓者所俘获，不能辨别“假先知”们背后“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世俗欲望，跌入一种暗藏杀机而非向善的意义体系。

湖北襄阳因信“三赎基督”而自杀的刘宗保曾说：“我以前没本事，总是撵不上别人，别人都盖新房我就盖不起，我常常惭愧到睡不着，信了神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房子啊、钱啊都是没用的，末日来了，再有钱的人都要受苦，只有我们可以升天，我整个人都轻松了。”如果他认真读《圣经》，应该也会看到让其安慰的另一句话：“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但这话的本意，显然并非断掉所有富人“得救”的可能。

但信仰没有一个数学式的标准来衡量。何谓正信，何谓异端，何谓邪教，往往需要一定的宗教素养和辨识力，这是中国社会亟须补上的一课。各种宗教经典里的只言片语，可能被信徒“断章取义”，创造新的“小众教门”、“异端”。有些“教主”心存私心，从私利或野心出发来解释教义，以各种手段欺骗胁迫信众，对社会造成严重实际损害，就成了“邪教”。

譬如，一些信条被扭曲或庸俗化后，末日理论不是启示信徒去惟信称义，反倒彻底消解了此岸生活的价值，使其轻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信徒们不是通过在此岸实践爱，领受神启的绝对之爱，反倒试图通过消灭不信者获取“神”的欢心，就已堕入犯罪深渊。

宗教的本意是解决尘世之在的终极难题，为人生提供意义。道教讲自然和长生久视，佛教讲般若与慈悲，基督教讲神之爱，伊斯兰教讲真主独一……宗教给人类生活提供的价值和认知体系，无不希望人能借此过得更好。同具宗教性的儒家阐发仁义之道，体认天命之性，参赞天地生生之德，同样希望即凡而圣，“朝闻道，夕死可矣”，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至境。

真正有品质的宗教及其信徒，当不屑于传销式的洗脑术，而是靠启发人的智慧，体认自己的潜能和限度，朝他们各自认为的更美好存在做决断和跳跃。他们不会反人类，反社会，而是会守护人的灵性，守护社会的本真。

欧洲经历过严酷的宗教战争后，人类总体上已实现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但政法秩序与宗教秩序之间仍难免存在冲突。回看历史，各种宗教的教义都有繁复之处，从未停止演变和生发。如摩门教曾主张一夫多妻，后来在美国政府的限制下，他们终于放弃这一教义，获得社会更大认可。

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一个人信或不信什么，别人不应干涉，公民不能因信仰或无信仰受惩，但由个人信仰状态生发出来的行为，却决不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尊重个人信仰状态重要，维持社会底线共识与公共秩序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