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近现代汉传佛教论坛：聚焦佛教教育未来

论坛现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法鼓文化）

论坛现场（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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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图片来源：凤凰佛教摄影：法鼓文化）

2017年12月22至23日，由圣严教育基金会（圣基会）主办的第三届近现代汉传佛教论坛于台大集思会议中心举行，延续着去年意犹未尽、且仍有许多面向尚须深刻探讨的“佛教教育”，今年的论坛主题接续为“近现代汉传佛教与现代化：佛教教育II”。如果说上届论坛着力的部分，是近现代佛教教育的“承先”，那这次聚焦的，就是更具体的如何“启后”了。尽管讨论面向不同，但同样殷切关心的，都是站在“现在”这个关键点，探讨将推动“佛教教育”走向哪一个方向。

接续去年以历史、时间为纵轴，回顾、梳理近代民国佛教教育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后，今年更开其横幅视野，向不同国家的佛教教育借镜，包括日本、韩国、泰国、中国现行的佛教教育及佛学研究，包括其学科建置、跨文化整合、汉语文化的深入与英语化国际教学，以及针对现行的佛教教育现代化提出反省等，不论是实践面或思想面，在这次论坛中，都有非常细腻及深刻的相互对话及火花。

论坛一开始，是象征多元对话的“圆桌论坛”。主办单位圣基会执行长杨蓓老师首先开场，说明三届下来论坛的主题发展，以及论坛的特色──麦克风不够、时间不够，真的是“论的起来”的论坛。接着介绍圆桌论坛主持人政治大学哲学系林镇国教授，及与谈人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陈剑鍠主任、佛光大学佛教学院院长万金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宣方教授、法鼓文理学院佛教学系系主任果晖法师。四位与谈人分别针对其任职的教育学术单位，进行特色介绍及教学方式说明。当中，可以听到不同的佛学研究及教育单位，在此时皆面临相同的问题：佛教教育及学术研究，该为谁服务？尤其在这个我们以为宗教信仰淡化的时代，但其实“宗教回归”以另一种需求面貌出现时，佛教或佛学，该如何应对及接招？当优先守住佛教的超越性，深入义理精研以确保正见确立；还是须先负起宗教的社会责任与现代知识接轨？抑或两者除了取舍及平衡外，还有另一种可能？这样的问题在实际规画佛学院课程或佛学研究中心时，面临到更严峻的现实问题：师资的来源、无数次与教育单位的过招及争取、如何推广佛学研讨风气、在传统的佛典考据研究氛围下如何开创出呼应社会的智慧对谈、义学与世学的学科比重、英语与汉语的平衡、少子化下学生数量的锐减、如何看待学生对其出路的担忧、以现代化教育制度及学科结构所进行的佛教教育的反思？解行如何并重？如何让佛法心学真正落实在生活中？我们是否掉入了不断给予知识的加法迷思中？尽管各式各样的挑战及问题未曾停歇，但更精采的是，守在教育第一线的佛教学者们，始终不放弃地透过实践，企图找出佛教教育的最佳出口，且不藏私地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接下来就是六篇论文发表。执行面上，有分别代表中国、日本、泰国、韩国，针对佛教教育发展现况及其面临的问题作介绍；思想面上，从讨论禅宗公案的人文精神展开，针对教育理念、现代化vs 现代性、何谓现代化的佛教教育、何谓汉传佛教……，透过不同国家的实际经验交流，进入更深入的剖析。

首先是日本驹泽大学佛教系佛教学院的山口弘江教授，分享日本佛教教育学会、曹洞宗大本营驹泽大学之佛教教育现况及历程。目前在日本，从幼儿园到大学，由佛教宗教法人营运的学校各地都有，但多数是在“不以信仰为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不过，像这样以客观文献学为基础，教理史研究为核心的日本佛教学，在面对教育全球化、须开展不同文化对话、社会对于宗教安定力量及发挥道德教育的企盼下，也在寻思改变。

第二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宣方教授，以其深入的政、学、教交流经验及视野，观察了文革以后佛学院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大陆佛教整体发展态势对于佛学院教育的制约，以及颇具特色的政教学协同作业；但整体而言，佛教界对于僧教育的要求，仍处于快速批量生产以解佛教复兴之急的状况，所以僧人素质参差不齐；应用型、速成型的导向也使得精英型的僧教育理念难以贯彻。虽然宣教授针对以上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建言，如统一规划、一纲多本、统编教材、师资培训等；但他最殷切期盼的，还是弘扬佛法最重要的根──僧团自身由内而外的壮实：僧格稳固、多闻多思、正见确立。

接下来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刘宇光教授，分享“东南亚的佛教教育：以现代泰国僧伽教育为例”。这场发表在刘教授理路清晰及背景资料深入的介绍下，不仅带我们熟悉向来陌生的南传佛教社会，更深刻的，是佛教对泰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及泰国僧人本身自觉的社会责任。跟东亚国家很不一样，泰国本身是佛教国家（虽然这部份现在已在转变），全民教育就是从佛教教育延神出来的，所以对泰国人民来说，出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对家境不好的人来说，更是一件积极的事），就像到大学念书；还俗也很常见，象是学成毕业返回社会。所以泰国人对僧人的尊重，以及僧人对自身应背负的社会责任的体认，在这样的结构下，即使是现代社会，都很自然的发展。包括许多国家的佛教教育都面临到的「义学与世学平衡」的问题，对泰国社会来说，就不凸显；因为泰国的教育是在佛法教育的大伞下，因应不同的需要才逐渐开展出不同的专业。不过泰国佛教教育到了现代，也面临到许多尖锐的问题，最遗憾的还是，其佛教教育到现在仍是毫不犹豫地排除女众，尤其佛教教育目前仍是农村青年唯一的教育依靠，断除了农村妇女的受教权，加上经济上的弱势，将造成非常实质的社会问题及个⼈悲剧。

回到东亚的韩国佛学院教育，由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朴永焕教授介绍。朴教授这次主要介绍由韩国佛教界建立的几所代表性大学，如曹溪宗的东国大学、中央僧伽大学，天台宗的金刚大学，真觉宗的威德大学，圆佛教的圆光大学，以及八大丛林教育。其中，东国大学、金刚大学、威德大学属一般综合大学中的佛学教育；中央僧伽大学则是韩国唯⼀由佛教界建立，专门培养僧才，且有正规大学课程的佛教大学；另外还有般丛林基本上具有的禅院、讲院、律院等教育体系；以及具特色的圆光大学及圆佛教方⾯的教育现况。最后亦就韩国各佛学教育是否与时俱进、佛教专业方⾯的生源，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做探讨。跟台湾很类似的是，佛教大学中也开设应用性学科，如“社会福祉学系”，以及宗务行政、冥想音乐、瑜珈等课程，既呼应社会需求又具体实用，很受到欢迎。

再来是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萧丽华教授，分享“禅宗公案的⼈文主义精神”。萧教授一开始即开诚布公地说，虽然想藉由“人文主义”这个方便阶梯，来阐述禅宗“对人的尊重、对思想自由的重视”，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有其明显的分殊部分，这次并没有处理，这对专业论文来说是不足的；另外，也担心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禅宗，是否会对禅宗思想做切割。但这篇论文更重要的意义，由其“推手”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廖肇亨教授代为述说，其实是希望我们在讨论佛教教育的诸多实际执行面、矛盾问题之余，再回头谈谈佛教的教育理念（尤其我们很少讨论佛教的教育哲学），包括其启发性、创造性、对不同根器的适性应机、对完整人格的实践与期许等，在禅宗的师徒应对中，都蕴藏了很多丰富的典范。

最后，是法鼓文理学院佛教学系邓伟仁教授带来的“从西方佛教研究作为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思考台湾佛教研修学院的转型与契机”。邓教授从1800年代欧美佛教研究学术史的开展说起，一直进入到1970年后的“反思期”，西方佛教学者开始质疑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是否框架了佛教本身更丰富的蕴含，也深刻反省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在这样的契机下，更讨论出“广义的佛学研究”：不停留在文献、语言的考据；重视宗教本身完整的传统，将经典放入文化中；跨学科交流（了解宗教应由不同的面相来解释，不能只研究经典，但又不忽略经典）；不再天真的强调“客观”。基于这样的精神，具体的规划出更适切于现代意义的佛教研修学院（法鼓佛教学系）。

经过了六篇论文的发表及多方研讨后，最后关于佛教教育的讨论深度，更直接切进了“何谓汉传佛教？”，以及站在“汉传佛教的本体性”来思考“什么是佛教的教育哲学？”宣方教授谈到，“汉传佛教”应以汉语为基础，融注更多世界性，它应是不断更新的主体性，而非在缅怀汉传佛教已逝的辉煌中简单复述历史；以方法上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应是印顺法师说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就自信上来说，应更从容的面对和倾听，而非对立和拒斥，与佛教内外的其它传统对话却不受侷限。林镇国教授提到“现代化”（modernization）及“现代性”modernity）的不同。“现代性”更具“批判性及自我反省”，更像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如何来描述跟我们有关的处境？而宗教不该排除在社会、政治、学术等之外，更应该在公共空间、市民社会中。邓伟仁教授也提到，对于重大的社会议题，人民会期待佛教能提出适当、有佛法的智慧阐述（佛教伦理学、佛教经济学、佛教社会学等）；在强调实用的同时，也要留心不被化约为实证主义，而被预设的价值观所主导；并期许出家法师能够掌握专业话语权。台下也有法师学者针对这次论坛提出看法，认为这次论坛较没有看见“从学生的角度”来阐述的教学方法；谈论“人本”时，也没看见“以学生为中心”的视角，较为可惜。

最后，论坛在圣基会执行长杨蓓老师的下集预告“近现代汉传佛教的跨国传播”中，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