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一心赴国难：佛教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狮子奋迅：战场救护与直接参战

1938年，五台山举行抗日动员大会（图片摄影：沙飞拍摄于1938-1939年）

在各地佛教界举办的不同形式反日斗争中，最有成绩的就是僧伽救护队对伤兵与难民的救助了。

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佛教会立刻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圆瑛大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法师担任队长，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那时上海集合着全国各地而来的知识僧青年，消息传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僧青年报到参加，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枪炮，抢救伤员。在沪战的三个月中，本着“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这一群僧侣救护兵，英勇地在东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在伤兵外，他们还负责救护租界内被日机炸伤的同胞。在战火中，他们有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被敌人炮弹炸伤，造成终身残废。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写下了新的一页。根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达8273人。上海的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他们的英勇事迹，深受社会各界的赞美，博得中外舆论的好评。

为了配合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工作，中国佛教会还在赫德路觉园内成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至3千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上海尼庵的尼众，她们自动为前线战士缝制征衣，还充当医院的看护和杂务工，做到了救国不分男女之别。在沪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抢救出3百多名伤兵，各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收容，上海佛教界齐心协力，马上成立佛教医院，聘请医护人员，募集医疗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使负伤官兵得到了及时治疗，恢复健康后又设法护送他们归队，让他们能继续为国杀敌。

上海沦陷后，僧侣救护队转移武汉继续工作，后来又转移到重庆。队员万泉、觉初等十余人，辗转到了延安抗大，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道路。于此同时，各地僧俗也纷起仿效，建立起了僧侣救护队。有文献可考的有广州佛教救护队，湖南南岳佛道救国会、僧侣抗敌慰劳队、佛教青年服务团，云南佛教救护队，成都佛教僧侣救护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西安僧众战地服务团等。

“南岳佛道救国会”由巨赞法师等人联合道教徒一起成立，招集青壮年僧侣，举办军事训练班。参加者身着新式僧装，接受多门课程学习，集中训练2个月后，组成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两个组织，分赴长沙、湘潭二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出版宣传抗日思想的佛教壁报《佛青》，还四处作抗日讲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民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和尚兵”。他们曾得到中共领导叶剑英的赞许，连周恩来也为他们题词道：“上马杀敌，下马学佛”。

印光大师在上海每天登坛说法二小时，将自己所得的香仪和印书款悉数捐到绥远前线，以至整个寺上的帐上只存百元费用。

栖霞山僧人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将许多官兵挟于难民之中给予保护，掩护的抗日军民数以万计，国民党将领廖耀湘就在其中躲过敌人的搜捕。镇江焦山寺的僧人将炮台未来得及撤退的数十名将士掩护在寺内达半年之久，最后终于脱离险境。至于像无锡源修法师那样，在战乱之际集资开设收容所，为数以百计的难民提供食宿、旅资，全国不知有多少！1938年10月，由阿泰尔率领的印度救护队曾参观了汉口佛教正信会所设的妇孺避难收容所，对中国佛教徒所做的工作深表钦敬。

除了战场救护，有些僧人及寺院还组织难民救济，甚至直接参加武装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一度占领了五台山，金阁寺住持释含空和尚目睹日军践踏文殊圣地，占据寺庙，劫夺文物，决心卫国卫教，在他的带领下寺中有不少僧人直接脱下了僧装，穿起军装，参加了八路军，留寺的僧人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他们热烈欢迎并款待八路军，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反“围剿”、反“扫荡”，含空和尚因此受到边区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尊敬。

慈悲喜舍：举办法会与进行宣传

早在1935年8月，北平僧俗就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徒呼应北平，在当地也举办类似法会。1936年5月，上海佛教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76岁高龄的印光大师应邀出主，首倡献金救灾护国之举。翌年1月，上海又举办了护国和平法会。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上师主坛修法。次年，湖南各大寺院纷纷举办护国法会，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也举办“七•七”周年法会，国民政府还举办了由太虚大师主坛追荐九世班禅的法会，以利团结。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发起在重庆二次启建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死难同胞。1942年11月，虚云和尚应各界邀请，在重庆主修的第三次护国息灾法会，蔚为一时之盛。

支持抗战，中国佛教界还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五台山的僧俗人士非常支持八路军的抗日活动。1938年未，菩萨顶范围的寺院捐款1万元，显通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万元，镇海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600元，全部用于八路军的抗日费用。广东南华寺的僧人在虚云和尚的领导下，为支持抗战，每天礼忏2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寺内每人每天减省晚饭一餐，将省下的饭粮捐给抗日事业。广州沦陷后，虚云和尚集资20余万元赈济款。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焦二山，常州天宁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等都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热烈响应。

中国佛教徒还有提倡护生思想来祈祷停止战争的人，如丰子恺绘《护生画集》。他指出，此画要旨就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呼唤和平。

各地寺院陆续举办的各类法会，对于号召广大民众出资出力，对于安抚追悼死难将士同胞和鼓励他们的家属化悲痛为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