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佛教起了很大作用。担任交流使命的人物，多半是求法与弘法的僧人。这当然有其时代的缘因。宗教本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某一历史阶段，某一时代的思想、艺术等等方面的成就（不少时候还是那时代的最高成就）常会围绕着宗教这一中心而具体表现；因之也就会随着宗教的弘通而把这些成就传播开来。这是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的事实，无待深说。鉴真东渡日本的主覌意愿是兴隆佛教，他受请的直接任务是传授戒法。公元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在唐留学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仰慕鉴真的学识品德，专诚到扬州祈请他到日本传律。鉴真那时五十五岁，可说已经接近暮年，但他对于日本的情况，平时一定业已有所闻知，所以一听他们的邀请，他立即想到中国民间关于慧思大师转生日本的传说，又想到日本长屋王子远赠袈裟“共结来缘”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别的，正是中日两国人民彼此要求缔结友谊这一愿望的曲折反映，用鉴真的语言说来，这就是“有缘之国”。当他的弟子们由于顾虑道路遥远，“沧海淼漫，百无一至”，因而表示犹豫的时候，鉴真却毅然宣称:“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共识见之深远，决心之坚强，视风涛险阻与个人安危为无足介意，我们在千载之下，还觉得如闻其声。

从那时起，鉴真就开始了他的有名的“六次东征”，一切经历详见于日本学者元开（淡海三船）根据鉴真的弟子思托所著的《鉴真和上传》编写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他于七四二年接受邀请，立即开始筹划，于第二年春天第一次东渡，以人事纠纷，未能成行，即受挫折。他毫不灰心，马上又作出一个更大的计划，于当年冬天第二次出发，不料遇到大风又失败了。如是再接再历，毫不退缩，经过十一个年头，前后失败了五次，终于在七五三年（天宝十二载，日本天平胜宝五年）第六次航海，才胜利地到达日本九州太宰府。在这十一年中间，他在自然的险阻与社会的阻挠面前表现了无比坚强的毅力与百折不回的决心。我们今天读到他的史诗般的经历时，真感到无限的敬佩，也得到很多的启发。

鉴真的东渡计划，规模很大。仅就见于记载的资料来看，他所携带的经像法物，数量极大，涉及方面也多，除了有关戒法的经文疏记和应用物事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其他经疏，特别是天台教覌的根本著述，以及很多佛画雕像，乃至二王书迹等等珍贵文物。唐代当时佛教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有代表性的成果，可以说都纳入他的计划中了。再就造成他第一次失败的内部纠纷这一事件来看——这次纠纷，起因于他的随行弟子中有人指责另一随行弟子学行不足，不应参加——他的随行弟子必定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才，而他们后来在日本留下的业绩也证明他们确是不辱使命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随行人中还有玉作、绘画、雕刻等等工师艺人，其中还包括有西域和南洋的侨民。按照随行弟子的例子来看，这些工匠当然也不会是一般的俗手而是经过挑选的。这真是一个空前的国际文化使节!鉴真的渡日弘法事业，一开始就是在这样从全面打算，从长久打算的计划上进行的。他不是去作猎奇式的游历，或是探宝式的冒险。他的东渡毫不夹杂任何个人企图，而是诚心诚意的希望把自己所能掌握到的文化成果尽量成套地、完整地介绍到日本去，满足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要求。正是这样无私和忘我的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奠定了坚实而纯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