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达摩禅的中国化问题。印顺法师强调曹溪禅吸收、融摄牛头禅在达摩禅最后实现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是很有见解的。这一点在过去往往被人忽略。然而，禅的中国化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禅的中国化除了老庄化、玄学化外，还有一个顺应皇权和儒家名教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除了印顺法师特别指出的曹溪禅与牛头禅关系之外，结合我撰写《唐五代禅宗史》的体会，想向印顺法师请教是否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唐代皇室除将儒家纲常名教置于正统地位之外，还尊老子李耳为祖，封老子为玄元皇帝，玄宗命在两京、诸州设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置生徒，令学习《老子》、《庄子》等书，称之为真经。这不仅造成社会上下尊崇老庄的风气，也影响到广大儒者士大夫。佛教具有极大的适应性（重视“方便”、“智巧”），诸宗特别是禅宗与华严宗，都大量运用乃至吸收老庄玄学的思想、概念来阐释和发挥自己的教理。

（2）　禅宗在兴起过程中得到皇室和各地藩镇、以儒者为主体的观察使、刺史及其它地方官员的支持。例如北宗在武周、中宗和玄宗朝受到朝廷的优遇；剑南净众、保唐禅派受到地方藩镇韦皋、崔宁以及朝廷命官杜鸿渐等的大力支持；南宗神会在南阳、洛阳传法受到朝廷命官宋鼎、王璩、王维等很多人的支持；马祖在洪州传法得到江西观察使、州刺史路嗣恭、杜亚、鲍防、李兼等的支持；马祖弟子大义、怀晖、惟宽在京城传法，受到朝廷的优遇；石头的四传弟子雪峰到福州传法，先后受到州刺史、闽氏政权王氏的支持，为石头宗在闽淅及整个江南的迅速发展打下基础。禅门五宗的成立更是如此。临济宗与河北三镇中的成德镇的王氏、魏博镇的何氏政权；沩仰宗与朝廷命官裴休、地方藩镇、官员李景让、崔慎由、韦宙、郑愚；曹洞宗与洪州藩镇钟传、荆州藩镇成汭；云门宗与南汉刘氏政权；法眼宗与南唐李氏政权、吴越钱氏政权，都有密切关系，得到他们的优遇和支持。这种情况对禅宗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禅僧不仅在与这些以儒者为主体的当政者、士大夫的交往中要运用他们所熟悉的理念和语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的意志、伦理和价值观念吸收或容纳到佛法之中，例如在朝廷三教谈论中对“道”、“心”、“法”等的解释中，就具有会通三教的内容。石头系的雪峰甚至称闽王是佛，文益弟子德韶上堂说法常称“国王万岁，人民安乐”……使人联想宋代以后禅宗上堂拈香祝圣的情况。元代钦定《百丈清规》中所载禅寺盛修“祝厘”、“报恩”的规定；契嵩《辅教编》会通三教的说法等，应当说是禅宗顺应朝廷和儒家名教的必然结果。

（3）　大量儒者加入禅宗行列，对禅的中国化发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像神秀、神会等人，出家前精于儒学老庄；石头弟子天然、马祖弟子庞居士本来是儒者，在到京城赶考的途中临时改变初衷不求“选官”而求“选佛”，牛头宗道钦也是这样，赶考中途改投马素出家学禅。著名的禅师几乎都具有深厚的儒、道二教学识的积累和文字修养。他们借助自己已有知识和观察问题的习惯来理解佛法、禅法，又将自己的理解向僧俗信徒说法，这怎能不促进禅的中国化呢？

以上想法是否合适，谨请印顺法师指教。

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至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日本的年轻学者伊吹敦将此书译成日文，1997年由山喜房出版，认为此是“不朽的名著”。我为此感到高兴。相信此书所具有的价值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领会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