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达摩以四卷《楞伽》印心，慧能改以《金刚经》印心”，甚至认为“禅有古禅与今禅的分别，楞伽禅与般若禅的分别”。印顺法师上述说法就是为了澄清这个问题的。当然，从禅宗史的发展事实来看，无论北宗还是南宗，对《楞伽经》以及《摩诃般若经》的引用逐渐减少，而对《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经》的引用越来越多，此外还引用其它如《华严经》等经典。对此，印顺法师通过事实论证指出：

《楞伽经》为《起信论》所代，《摩诃般若经》为《金刚般若经》所代，是神秀与慧能时代的共同趋势。后来《楞严经》盛行，《楞伽经》再也没有人注意了。如以为慧能（神会）以《金刚经》代替了《楞伽经》，那是根本错误的。（第四章第二节）

这些见解是十分正确的。有人之所以产生那种看法，主要是对于北宗禅法缺乏了解，也许没有接触到记载北宗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等敦煌文献，仅仅凭读记载慧能禅法的《六祖坛经》和神会的语录所形成的印象。

三、达摩禅的中国化和牛头宗

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观点是：

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慧能的简易，直指当前一念本来解脱自在（“无住”），为达摩禅的中国化开辟了通路。完成这一倾向的，是洪州，特别是石头门下。达摩门下的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他力），是禅者的一般倾向。『即心即佛』，『无修无证』，是大乘禅的常谈。荷泽下的『无住之知』、洪州下的『作用见性』，也还是印度禅的方便。达摩禅一直保持其印度禅的特性，而终于中国化，主要是通过了，融摄了牛头禅学。（序）

印顺法师认为由达摩传来的印度禅虽然经过弟子慧可至道信、弘忍“东山法门”的传承，已经出现若干变化，然而真正导致实现中国化的是由慧能的直指顿教开始的，而在会昌禁毁佛教之后是通过南岳？？马祖的洪州宗、青原－－石头的石头宗实现的。关键是这两宗，特别是在唐末盛行江南的石头宗最后将牛头宗的禅法完全吸收，实现了老庄化、玄学化，从而形成真正的中国禅宗。至于以往被人们认为是禅宗特色的不重律制和经教，“即心即佛”，荷泽神会法系的“无住之知”、马祖洪州法系的“作用见性”等，仍未超出印度禅和大乘佛教的传统教法。

那么，印顺法师为什么这样看重牛头宗？他所说的牛头宗具有老庄、玄学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江东，即现在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部份地区，曾是三国吴、东晋和南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当北方为来自边疆地带的五胡、鲜卑占领，先后经历十六国、北魏等朝代的时候，以江东为中心的江南广大地区曾经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被看作是中华正统文化的所在地。然而，时过境迁，到隋唐统一王朝建立之后，昔日江东在政治文化上的盛景和优越地位，逐渐被人遗忘。直到现在，人们在考察隋唐历史的时候，也往往忽略以往南朝政治文化透过种种渠道对江南乃至全国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影响。印顺法师在考察唐代禅宗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禅宗史》中指出，江东一带曾盛行玄学，在今南京（建康）摄山（栖霞山）、茅山曾盛行般若三论宗，遗风余韵所在，必然对江南乃至全国的佛教发生影响。为此，他根据丰富的资料详细考察了以牛头山（在今江苏南京中华门外）为传法中心的牛头宗的传承和禅法，揭示它的禅法深受老庄玄学和般若三论思想影响的情况，并认为通过牛头宗与其它禅派的交流，对中国禅宗产生整体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