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法师强调：「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没有把佛法当作自己的第一生命来看，就不会有护法及弘法的信心和愿心；如果没有佛教的教育来普遍培养足够的人才，中国的佛教也会走上印度佛教同样命运。」引自圣严法师撰，原文为〈我们不办教育，佛教就没有明天〉，原刊于1988年9月15日，台北，《人生》第61期，后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50页。

8本段综合圣严法师所撰，原文为〈请为佛教百年树人〉（写于1989年）、〈师父的祝福〉（写于1990年）、〈中日佛教教育与学术交流的新旅程〉（写于1991年），以上各文皆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68、175、190-191页。

9有关圣严法师生命各时期的受教历程，基于论文篇幅限制，于此略过，读者可参考拙著，《圣严法师佛教教育理念与实践—以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例》第三章（台北，法鼓文化，2004年12月初版）。

10引自圣严法师着，〈中国当代佛教的苦闷—送青松法师东渡有感〉，写于1961年6月，原刊于：台北，《人生》13卷，第6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43页。

11法师曾言：「……我乃过来之人，学僧阶段，一切没有根基，性格未趋定型，对于宗教律僧的生活，总是格格不相契合。然而我们的教育效果，就要趁此青年性格的可塑时期，予以适当的宗教教育，才是最理想的措施。」引自圣严法师着，〈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写于1961年6月，原刊于《人生》13卷，第7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36页。

12法师曾言：「依照律制的规定，少年沙弥，戒力未固之先，首当勤于沙弥律仪的学习与行持，不得早赴讲筵听经学教。这以佛时的僧团制度说，当然也是准确的，否则，小儿出家以后，对于沙弥应遵守的十戒、七十二威仪，尚未通晓之前，即去听讲华严海会，法界缘起，普贤行愿，以及三止三观，八识二无我，五法三自性等的大道理，那是没有实际必要的，正如小儿不由幼儿园、小学、中学而一步躐等大学研究院者，同样的不可理喻。」引自圣严法师着，〈引论今后中国佛教的教育与文化—有感于詹励吾居士的发心捐产〉，写于1961年6月15日，原刊于：台北，《觉世》148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49页。

13此一宗教精神的培养，圣严法师认为是一种向内的自我要求，而非对外的征服：「佛教教人根据佛法的道理，向内用工夫，向自性中找佛性，以自性的佛性来感通外在的佛性，所以处处要求自己：学佛所学，行佛所行，解佛所解，证佛所证。要求自己如何而后，才是真净的佛子，如何而后，方能成佛。」引自圣严法师着，〈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教育．文化．文学》，第28页。

14法师于〈佛教明日的希望──圣严法师谈佛教教育及中华佛学研究所〉一文中表明：「如果以实际需要来说，佛学院应该有三个基本的问题待解决：第一，全国各寺院应该统一支持开办稳定而持久的佛学院……第二，要分层、分级、分等统一招生，并依系统升学……第三，培养各级佛学院的教师人才，那就是要用专科和研究所来培养……现在的时代，凡事重视专业，佛学院的老师除了有他们的高等学历或学力，应该经过佛学教师的专业训练。」原刊于1989年3月15日，台北，《人生》67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63页。

15圣严法师在〈兴办教育复兴佛教〉一文曾言：「虽然我们个人的时间、能力有限，然而如能集思广益，集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做比较大的事业，相信更容易推动。…佛法的慧命，不在于个人的成就；生命价值，也不仅在于历史的记录…只愿能培养更多的佛教人才，来著述佛书、弘扬佛教、修行佛法，灯灯相传、代代相继。而菩萨道，就是以成就他人来代替成就自己的呀！」此文讲于1988年4月6日中华佛学研究所常务理事会议中，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44-145页。

16参见圣严法师撰，〈给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同学与理事〉，《教育．文化．身学》，第133-136页。

17引自圣严法师〈「第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开幕词〉，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93页。

18在《华冈校史》中有言：「华冈办学之初，正处在戒严时期，政府尚未全面开放私人兴学。当时全台的私立大学也仅有东吴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淡江学院、逢甲学院、静宜学院等数所而已。就办学规模和立校精神、所聘师资而言，本校都是私校中首屈一指的，就联考的排名而言，在私校中和辅仁、淡江是伯仲之间。某些科系甚至超越之。」而在行政体系沿革方面，「比之于同时期的公私立大学中，他校的行政系统均未设有博物馆、艺术馆、出版部、以及多样的附属单位。由于创办人揭橥华冈学园是中国文化学院、中华学术院、华冈兴业基金会、华冈学会四位一体，为配合创办人的创校精神，因此树立起中国文化学院行政系统的特殊风貌。」参见《华冈校史》相关网页：http://www.pccu.edu.tw/intro/base.htm

19张其昀先生从小即受良好而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并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学成后，曾至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尤以浙江大学因战乱几度迁校的教学与任系主任的经历，以及因此而见识到早期书院的遗址等宝贵经验，不仅令其因处事有方而名闻一时，并得以参与国事，同时对其后来在教育事业上的启发与影响不小。关于张其昀的生平背景，以目前笔者所知，较完整的应属宋晞着〈张其昀传〉，《张其昀先生传略》一文，问政与出任党政要职之内容，参见第9-17页。

参考王瑞撰〈近二十年张其昀研究综述〉，见「智识学术网」网址：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8-02-20-35665.htm。

20「这些宗教研究所的所址设在旧大恩馆的层楼中，四、五、六等三楼分别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的研究所，而七、八、九等三层楼，则分别是印度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所。有关佛教性质的研究所占了三大层，分别由星云、晓云、圣严等法师任所长。」内容参见：《华冈校史》相关网页：http://www.pccu.edu.tw/intro/base.htm；廖一瑾撰〈张创办人其昀先生的宗教情怀〉，收录于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主编《张其昀先先纪念文集》（台北，文化大学出版，1986年8月26日）第142-143页。

21参见张其昀撰，〈精神修养与人格教育〉收于张氏着，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先生文集》第十七册文教类（二）（台北，国史馆．文化大学出版，1989年8月），第8932-8936页。另外，圣严法师从该文内容中，认为张氏是「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与人类精神的需要上认定佛法的价值，所以能自内心发出以中兴佛学为己任的志愿」，而指出这是张氏文化理想与文化意识的流露。参见圣严法师撰，〈华冈的佛学研究所〉，刊于《华夏导报》第二版（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1978年12月13日）。

22有关圣严法师与张其昀之间的际遇，可参见圣严法师撰，〈晓峯先生与我〉（台北，《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0年），第298-299页。

23此说依据蓝吉富于〈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一文的统计资料分析，蓝氏指出：在1970年以前的出家佛学研究者（如印顺、默如、东初、演培等法师），大多非专业的佛学教研究者，较少有接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故在研究方法与原典语文等方面的应用能力较弱。在1970年以后，方渐渐有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人才。（台北，《当代》第84期，1993年4月1日，第44页。）

24当时圣严法师提出的最大困难是法师在台美两地奔波，还有北投的文化馆要照顾，无法常在研究所处理相关的所务等行政工作，因此，李志夫与方宁书二人即应允协助行政与照顾文化馆；其二是希望有个德高望重的副所长人选，故力邀在华严莲社的成一法师担任，成一法师在圣严法师以「为了整个佛教界高等教育事业前途」的恳求下答应接任，同时亦将其护持成员一齐加入护持佛学研究所，成为圣严法师首批护法理事会成员。相关内容，可参见〈明天会更好—访中华佛学研究所话今昔〉（台北，《人生》第26期，1985年10月15日）第三版。

25引自圣严法师着，《法鼓山的方向》（收录于：台北，《法鼓全集》八之六，法鼓文化，1999年12月70册版），第70页。

26参见圣严法师撰，〈晓峯先生与我〉（台北，《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0年），第299页。

27相关细节，请参见拙著《圣严法师佛教教育理念与实践—以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例》第五章（台北，法鼓文化，2004年12月初版），第163-165页。

28参见圣严法师撰，〈晓峯先生与我〉（台北，《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0年），第300页。29相关信息可参考以下网址：http://www.ddbc.edu.tw/zh/school_introduction/ddbc_introducti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