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培育人才以振兴中国佛教

在1961年至1990年间，圣严法师一直不断呼吁佛教界要注重人才的培养。例如1961年在为青松法师（后来还俗的张曼涛居士）东渡日本留学有感而写的文章中指出：晚清以来，中国佛教欲振乏力的发展事实，其重要的关键因素在没有重视培养佛教人才；法师也指出在50、60年代，台湾佛教教育的环境，其实是无法满足有志在佛学上深研的青年，故使许多青年往日本、欧美等地研修佛学。6到了1988年，圣严法师还是再次强调人才的培养攸关佛教的兴衰，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

另一方面，更有感于中国佛教在佛教教育的推动上，特别是晚清以后，佛学院教育虽如雨后春笋般设立，但在人才的培育上却没有完善的计划，以致于学生的素质一直停留在某一阶段，不仅造成佛教文化界（出版界）的学术价值无法提升，在弘化人才与语文人才上，也是非常不足。加上当时教内缺乏时代意识，不具世界眼光，故不知培养现代化的人才，也无法让学成归国的人学以致用，当然就更少作专题而深入研究的人才了。因此，一再提出：佛教教育的发展，其实对安定人心，使社会平和有一定的作用，佛教界应赶上时代的步伐，朝整体性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佛教。

（二）恢复隋唐佛教义学人才集中的盛况

圣严法师如此重视佛教人才的培育，除了是其对个人身处的佛教环境所作的长期观察所得，亦与法师自小的受教历程，特别是二次出家所受的学院式或师徒式僧教育，以及留日期间的佛教学术研究训练有关。9这些际遇，也成为其后来所创建的中华佛学研究所及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的发展蓝图。

因此，在圣严法师的教育理想中，是以恢复隋唐佛教义学的盛况为最大目标，也即是佛教的义理之学能引起教界与学界的兴趣与重视：

「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学风气鼎盛的时期，寺院所在之处，高僧所居之地，即为中国文化与教育的中心，社会上与思想界的精英之辈、杰出之士，也都以佛教的寺院为向学之所，寺院的高僧为其问道之师，并且学风所被、道风所至，享名宇内，饮誉东瀛。」10

（三）建立次第的僧才教育以培养解行并重之宗教师

对以上佛教理想的实现，圣严法师早期（1969年留日以前）是以提升僧伽的教育质量为主要诉求，希望佛教界乃至政府能积极推动佛教的教育事业，提升僧众的素质，培养出博学经世且具有宗教情神、宗教情操的宗教师。同时，也提出了理想的佛教大学以栽培僧俗的佛教人才，以及以制度化的方式培养不同层次的弘法人才。

在僧伽教育上，圣严法师在〈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一文中，清楚的表明学僧阶段是最可塑的时期11，应先以律学的研习与行持为重，再进而深入经藏，方能真正养成足堪大任的宗教师人才，而不是仅知义理却不重戒行的宗教学者。12在僧教育的过程中，法师极为强调一切的修学重在养成高尚的宗教情操与宗教精神13，而不是将佛教作为学说、思想来研究的学者教育。

（四）应将佛教教育作整体性、分层级的管理与推动

当圣严法师于1978年接下了佛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即以培育不同的佛教人才，特别是佛教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人才为办学方向。更建议藉由佛教界力量的结合与政府的支持与协助，能将佛教教育作制度化、整体性、分层级、统一的管理与推动，区别出佛学院与佛学研究所在培养宗教师与学术人才的不同功能，作为改善佛教界长期办学以来办学目标的模糊或过度远大。14

对个人办学态度方面，圣严法师一再强调办学者应不计个人的名闻利养，只为整体佛教而努力，同时运用各方资源，集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整体的佛教教育，以培养佛教中的佛教教育人才与佛教学术人才，达到灯灯相传、代代相继的「正法久住」目标。15

（五）强调学生「道心」与「国际视野」的培养

法师在办学过程中，同时注重学生建立国际性学术研究视野，逐渐将焦点集中在国际化、学术化、现代化的佛教高等教育理念的推动。在学生课业与生活中，一再强调实际掌握与履行「道心」，即「菩提心」的内涵，以培养出足以摄化人心的人格气质。由此，以佛教界所培育的各种佛教人才，达到复兴中国佛教，并将正信的佛法弘传到世界各地的理想。16

在「第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开幕词中，圣严法师提出：一个伟大的宗教，应具备信仰的实践、理论的基础、学术的研究三个条件，同时说明：

「若无信仰的实践，便不是宗教而仅是伦理学说；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又必须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的基准，方不致流为地方性、民俗性和非理性的鬼神信仰；如果不作学术的研讨，便不会知道如何运用既有的资源，来给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提供多功能的服务与高质量的奉献。」17

综合而言，比较二个时期的内容，圣严法师对佛教教育的重心，已由留日前多谈及佛教僧伽教育，于留日后因缘的改变，进一步转为关注与实践佛教高等教育，甚至在1991年后更扩及整体社会的全面教育与三大教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