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典籍价值的高低，有时需要拉开一段历史距离才能显现。比如传统认为疑伪经没有价值，把它打入另册。而现在我们发现，不少疑伪经实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为我们研究佛教的传播、嬗演提供大量珍贵的研究资讯，是我们揭开许多佛教史之谜的珍贵钥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再编纂新的大藏经，切忌以个人的好恶以为取舍，应该站在大文化、大资料的角度，努力发掘、收集与整理一切与佛教相关的文献，把它们收归入藏，让大藏经在传统的义理型、信仰型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备查型功能，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实，大藏经的这三种功能形态完全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备查型大藏经由于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无论学界、教界都便于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也就是说，使传统大藏经完善备查型功能，与它原有的两种功能形态不仅没有妨碍，而且相得益彰。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我们的观念要变革，实际工作起来也有许多困难。因为如果现在编藏，只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于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只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但如果要把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佛教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就等于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诸种藏经）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如果我们能够把这2亿字全部收入大藏经，就能突出时代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在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代。

目前，《中华藏》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的设想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彻底的贯彻，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这样编出来的大藏经能否得到佛教界、学术界的认同，也还有待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