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文化的观点考察以往的藏经，可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各种大藏经，包括日本《大正藏》，甚至连编藏当时的佛教资料都未能收罗齐全。它们在资料收集方面的局限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见闻不广。以《开元释教录》所收义净译著为例。《开元释教录》由唐智升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在长安编成，历来被作为佛教经录的典范。义净一生译著总共107部428卷，绝大部分是在洛阳、长安两地的官方译场完成的。义净逝世于713年，17年后智升在长安编藏时却只调查到370卷左右，其中有的典籍还只知其名而未能找到经本，所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只收义净译著200多卷。义净的情况既是如此，则那些年代更早，活动区域更远，名气更小的译师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

第二是收集困难。有些典籍虽然知其名，但找不到经本。智升《开元释教录》在“有译无本录”下列出的这类经典总计1148部1980卷。而《开元大藏》共收经1076部5048卷，两相比较，可知有译无本类经典所占比重之大。

第三是被宗派立场所局限。历代编纂大藏经的僧人都有自己的宗派立场，难免因此影响编藏工作。比如智升对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著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著作因而湮没无闻。对此智升无从辞其咎。又如辽代编纂大藏经，因为《坛经》是慧能的言行录而竟然敢于称为“经”，故此宣布烧毁。

第四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无法把收集到的经典都收入大藏经。关于这一点，无须多加解释。

由于上述原因，历代都有大批佛教文献没有被收入大藏经，其中大量文献最终亡佚。这不能不说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

固然，没有收入大藏经的资料，有些价值并不高。但大量的资料还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前面所讲智升所列的1148部经，都是他认为应该入藏的重要经典，只是他没有能够找到经本而已。敦煌藏经洞发现后，大批已经被湮没的典籍重见天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古代佛教的真实情况，许多研究者依据这些资料作出大量卓越的研究。我认为，以现代标准看，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的水准与品质，入藏资料的多少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应该让新编的大藏经尽可能地收入各类佛教资料，力求尽量满足不同人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查索要求，提供所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