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如火，在墓地的墙外灼灼地烧着。这些被埋葬在此处的逝去了的生命，哪个在生前不曾像太阳一般燃烧过?我扬起头，尽力用目光追逐着墓墙外的那缕金色，又想起了我的祖国，想起了北京，想起了十三陵，想起了八宝山，想起了公墓里像士兵一样排列着的一模一样的墓碑。中国人虽然从孔老夫子那里都没能问到死的本质和意义，只得到句“不知生，焉知死”的搪塞之词，但其实是相当重视死后的事情的。从儒家的“三年之丧”到现在民间仍把结婚与丧事并称“红事白事”，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的风俗就可以看出来。陶潜的确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话，但那毕竟只是文人雅士的吟诵之作。问题是，在中国，虽然帝王的陵墓在穷奢极侈上甚至可以和埃及的金字塔相比，但仍然要遵从一定的规矩，一定的格式，一定的礼数，虽然大小繁简不同，但形式上却大同小异：地下的墓室、地上的神道、神道两旁的石人石兽……至于老百姓的墓，不说大富大贵的人家和造不起墓的赤贫人家，大部分普通人的墓，在外观上是造得一模一样的，都是“馒头”状的坟茔，前边竖一块长方形的石碑。碑上的文字，也如出一辙，都是中间竖写“显考(妣)X X X之墓”一行大字，斜下方再用小字写上立碑人(多半是子女)的名字。看着眼前艺术品似的众多墓碑，想着在我印象中闪动的八宝山“人民公墓”里那密密麻麻的、只相距一尺左右的、像工业品一样毫无个性、毫无特色的墓碑，我真的感到了悲哀。听西方交响乐的时候，我可以想：我们有古琴；看毕加索的时候，我可以想：我们有大写意；但此时此刻，我却找不到什么可以支撑我的民族自尊心的东西来。“人民公墓”里令人触目惊心的仄迫固然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可以用人多地少来解释，但在某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兴起的在祖先坟茔上造屋比富的风气，则实在难用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墓碑造得小一点儿，但有一点儿个性呢?我们为什么活着时没有个性，拼命把自己淹没在人海里，死了之后，还要把自己淹没在碑海里，不敢张扬自己的个性呢?我想，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文明程度不够，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文明本身中没有与此相应的内容。老的传统让人事事“吾从众”，“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新的传统让人做一颗“齿轮和螺丝钉”，“不能脱离群众”。而活着时尚且谈不到艺术二字，到了“万事空”的时候，还谈什么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