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佛教文化：唐宋时期就已名显天下

编者按：唐宋时期尊崇佛教的社会氛围，峨眉山佛教高僧的学识修持，文人学士上山礼佛参禅，访真探胜的社会风气，使得巴蜀佛教兴盛和繁荣。峨眉山普贤道场与五台山文殊道场并峙，是唐宋时期僧伽信士礼佛朝拜之两大名山。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郑谷、贾岛、曹松、薛能、唐球，宋代文人苏轼、范成大、范镇、冯时行、白约都曾登临峨眉，与峨眉高僧唱和酬答，留下饶有兴味的诗文。宋范成大撰《峨眉山行纪》，通过实地考察佛教名山，详细记述了峨眉山佛光、寺庙文物、僧伽传说、名胜古迹，是研究宋代峨眉山佛教的宝贵史料。在宋代，参礼峨眉山普贤菩萨，已在民间蔚然成为民情风俗。此外，唐宋时期的成都，梵刹林立，高僧云集，称得上是西南佛国。可以说，峨眉山与成都佛教的发展、交流、积淀，构成巴蜀佛教的两大热点区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佛教文化。

敦煌普贤经变图（局部）（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东晋隆安四年(400)，高僧慧持创建峨眉山普贤寺，奠定了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基础。

唐宋时峨眉山普贤道场声名日盛，吸引十方缁素，赴岷峨投诚依栖，建寺造殿。据清蒋超《峨眉山志》记载，唐宋时期峨眉山有光相寺、伏虎寺、华严寺、中峰寺、黑水寺、后牛心寺、万年寺、灵岩寺、棋盘寺、蟠龙寺、香岩寺、观音寺、放光寺、西坡寺等佛寺。

峨眉琳宫绀殿，梵呗声声，僧侣云集，习禅修静。峨眉山修行高僧名载山志的，唐代有昌福达道和尚、赵州和尚、黄檗老人、灵龛和尚、白水和尚、洞溪和尚、澄照大师、西禅和尚、慧觉禅师、正性和尚、罗汉和尚、布，水岩和尚、黑水和尚、大乘和尚、东汀和尚、黄龙继达禅师、慧通禅师等。宋代有白水如新禅师、慧直广悟禅师、行明禅师、继业三藏、茂真大师、宗月禅师、密印安尼禅师、慧远禅师、纯白禅师、禅惠大师、别峰禅师、释道宏、峨眉道者等。

宋普济《五灯会元》载有峨眉灵岩徽禅师和黑水义钦禅师。这些峨眉高僧，或参禅以冥契佛心，或宏教以启迪众智；或机峰峻发，出语惊人；或精于书画，长于琴棋。他们苦参晦机，严守戒律，开山创院，建立宗纲，使岷峨胜景，渐成丛林。

峨眉山佛教在唐宋时已名显天下，唐宋文士对峨眉佛教之盛多有记载。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八说：

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邵博言宋代峨眉山佛教兴盛是事实，但说唐代峨眉山无闻却显无据。唐代诗人李白有吟诵峨眉诗三首，其中《峨眉山诗》言仙，而《听蜀僧喉弹琴》、《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人中京》皆言佛。

唐代峨眉山与五台山已并峙为南北两大名山，这在佛经中有明确记载。宋赞宁撰《宋高僧传》，说僧人释行明游方礼佛，“初历五台、峨眉，礼金色银色二世界菩萨，皆随心应现”。

唐代五台山高僧释澄观，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仍往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大华严之义也”。

唐代峨眉山普贤道场，虽僻处西陲巴蜀之地，却名高五岳，四方僧伽信士礼敬普贤者，莫不朝拜峨眉。

唐慧立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高僧玄奘大师于人蜀，“住成都空慧寺，……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玄奘大师登临峨眉山，参礼普贤道场，相传九老洞高僧授玄奘大师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曰：

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

玄奘大师得偈豁然开悟，坚定了赴西天求法取经的信念。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载：

元和十三年(818)，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峨眉人，与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

此为日本僧人不远万里，慕名参访峨眉的例证。

峨眉山以佛教名山的地位，开始受到唐宋帝王的参礼封敕。

唐僖宗于广明二年(881)，避黄巢之乱人蜀，僧彻“与杜光庭先生扈从人于峨眉”。作为成都佛道二教的代表，高僧僧彻与高道杜光庭，随同唐僖宗参礼峨眉名山。唐僖宗此行敕建峨眉黑水寺，并赐额永明华藏，又赐住持慧通禅师藕丝无缝袈裟一领及玉环、供器。

至宋代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赐御制书百余卷，七宝冠、金珠璎珞袈裟、金银瓶钵、奁炉、匙箸、果垒、铜钟、鼓、锣、磐、蜡、茶、塔、芝草等。真宗崇宁中赐钱幡及织成红幡等物。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游历峨眉山，亲见宋仁宗赐白水普贤寺红罗紫绣袈裟，上有御书发愿文曰：

佛法长兴，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风雨顺时。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子孙昌盛。一切众生同登彼岸。

此发愿文后署书写时间为嘉佑七年(1062)十月十七日。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常有内侍奉敕往峨眉山烧香祈福。宋欧阳修有《泗州塔下并峨眉山开启袷享礼毕道场斋文》，是峨眉山为国家启建道场的文书。

《宋会要辑稿·道释》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月，宋真宗诏：

嘉州白水普贤寺、黑水华藏寺、中峰乾明寺三寺，每年各度行者三人。

宋太祖乾德六年(689)，嘉州屡奏普贤显相，太祖遣内使往峨眉庄严瑞象。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遣中使张仁赞赍黄金二千两，于成都铸普贤铜骑象，供奉于白水之源的普贤寺。

宋太宗申命中使重修普贤寺，此次大规模重修铸成三千铁佛像，以寓普贤据峨眉有三千徒众共住之意。

宋徐铉《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贤寺碑铭》记重修普贤寺之巍峨壮观曰：

其后则层楼入汉，飞陛连云。彩槛离娄，冠余霞而上出；璇题约砾，缀列宿以旁回。神明之台不足以语其高，天梁之宫不足以矜其丽。铄金为字，写大藏之经秘于上，逾五百函；范铜为像，拟普贤之容设于下，高二十尺。味其文，则如来之宗旨可得而观；礼其相，则菩萨之威神于是乎在。将使三蜀之地，一切有情，皆冲气以含和，尽革凡而成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诏修白水、黑水、华严、中峰、光明等寺，由此峨眉山佛教声誉日隆。

唐宋时期尊崇佛教的社会氛围，峨眉山佛教高僧的学识修持，吸引文人学士上山礼佛参禅，访真探胜。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郑谷、贾岛、曹松、薛能、唐球，宋代文人苏轼、范成大、范镇、冯时行、白约都曾登临峨眉，与峨眉高僧唱和酬答，留下饶有兴味的诗文。宋范成大撰《峨眉山行纪》，通过实地考察佛教名山，详细记述了峨眉山佛光、寺庙文物、僧伽传说、名胜古迹，是研究宋代峨眉山佛教的宝贵史料。

宋代参礼峨眉山普贤菩萨，已在民间蔚成民情风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第五《双流壮丁》载：

淳熙九年五月未尽之二日，一老媪独行双流县田间。挈青囊，携竹杖，龙钟不克行，困坐道侧。行人问之，答曰：“老婆是关西人，年七十矣!欲往峨眉山礼普贤，不幸抱病。”此关西老人以生命之余年，不惜翻山越岭，千里跋涉，人蜀参礼普贤，可见宋代峨眉山佛教在民间的影响! 　　 　　　　

峨眉、成都地处西蜀，从宗教地理的角度看，外方僧人礼峨眉普贤，多要经过成都。随着唐宋峨眉佛教的发展兴盛，人蜀僧人日众，峨眉山佛教与成都佛教的联系更加密切。

唐高僧玄奘大师西游之前人蜀，住成都空慧寺学法，然后登峨眉完成参礼普贤大士之宿愿。

昙域《禅月集序》说贯休禅师：“闻岷峨异境，山水幽奇，四海骚然，一方无事。”遂溯江人蜀至成都，前蜀国主王建慕禅师高名，特修禅宇，恳请住持。

成都僧人多要赴峨眉朝圣，得以礼拜普贤菩萨，方为真善知识。

《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周伪蜀净众寺僧缄传》，即载五代成都净众寺僧缄，“暂去礼峨眉，结夏于黑水方还。”

峨眉山亦有赴成都修习经论、问道讲学者。

据清·蒋超《峨眉山志》记载，宋峨眉山慧远禅师，出家祝发受具，即往成都习经论，后还峨眉居灵岩寺。峨眉纯白禅师通性相宗经论，遍历成都讲肆讲经。纯白禅师曾住持昭觉寺，元佑末辞昭觉住持之职，又返归峨眉华严寺。宋峨眉密印安民禅师，初讲《楞严》于成都，为义学信众所归服，密印禅师为昭觉寺圆悟禅师嗣法弟子。

宋·峨眉别峰禅师曾拜昭觉寺圆悟为师，宋陆游《别峰禅师塔铭》说：别峰禅师居峨眉中峰寺，拜密印禅师为师，高僧圆悟南归昭觉，密印遣别峰往昭觉参禅问道，于圆悟门下学习三年，别峰禅师还归峨眉山后，“道望日隆，学者争归之，虽圆悟、密印二师，不能掩也”。别峰禅师后再赴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从之游”。

峨眉山僧人与成都僧人，同出于禅宗法嗣。

清·蒋超《峨眉山志》卷五载：

白水玮禅师，新罗金藏法嗣，曹山本寂孙，与洞山道延弟兄。白水仁禅师，洞山良价法嗣。黑水和尚有二：一黄龙晦机法嗣，岩头全佑曾利；一沩山灵佑法嗣，与仰山兄弟，唐昭宗时人，禅灯世谱，偶逸其名。黑水承璟禅师，德山缘密法嗣，云门文偃孙。黑水义钦禅师，承璟法嗣。 　　　　

成都僧人与峨眉僧人的禅林世系，其法脉同源相承。成都、峨眉僧人皆以《华严经》为宗，宋苏易简撰《施华严经净行品序》，宋人撰《宝刻类编》卷三，载成都有《空慧寺讲华严经碑》，即是《华严经》流行的例证。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九《昭觉克勤禅师》，载圆悟克勤政和年间游荆南，与张无尽“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一二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匝匝之波。’(张)公于是不觉促榻”。当时成都高僧多精于禅理，机锋迅捷，棒喝猛烈。

唐宋时期成都佛寺亦崇祀普贤，各寺庙多供奉普贤大士神像。唐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像普贤菩萨记》曰：

大慈寺普贤象，盖大照和尚传教沙门体源之所造也。仪合天表，制侔神工，莲开慈颜，月满毫相。昔普贤以宏誓愿于南赡部州赞释迦文，拔群生苦，而尘俗昏智，莫睹真像。虽同诸法，究竟寂寞，而随所应，为现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萨行。

注：本文原标题为“唐宋峨眉山与成都佛教”，重新编辑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