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颂似乎了无深义，却是佛教道德的世俗化的开端，表明佛教道德不再局限于僧团内部，而是要通过在家居士向世俗社会扩展，一步步占据过去只是属于儒家的地盘，这对于建设人间佛教有重大意义。

如果说过去的“菩萨戒法”从名目到内容上都还带有明显的传统戒律的痕迹的话，那么无相戒则可谓六祖的独创，也是禅宗独有的戒规。如此前面所提出的一个问运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即禅宗有没有资格和权力单独制订戒规？

佛教由三学修习偏重的不同产生三师和三宗，即律师、禅师、法师和律宗、禅宗、教宗，三者各有分工，各有特长，同时也有各自的权限，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又相互监督、相互限制的关系。禅宗单独制定戒律，在律宗看来就是一种侵权或越权行为，当然是不合法的，那么禅宗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禅宗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佛是一切佛法的制定者和最高权威，经为佛曰，律为佛制，论是佛旨，而禅宗则认为自己是大迦叶以来的持法者传人，等于是现在是佛，因而所说为经，所制即律，其合法性是毫无疑问的。

无相戒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传统戒规，其对传统接轨和律宗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无相戒的制定，使得禅宗对律宗的依赖、或者说受律宗的的限制减弱了，律宗的地位及影响大为削弱也就不可避免了。六祖似乎有意重新确立禅宗佛祖嫡传、堪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的权威，不仅制定旅法，还宣说《坛经》，由此使得禅宗经律论齐备、戒禅教圆成，具备了统一天下佛教的理论基础。

神会还只说《金刚经》传宗，其后辈则干脆以《坛经》传宗了。鹅湖大义一派似乎对于“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耀莹珠，习徒迷真，竟成《坛经》传宗”（韦处厚《兴福等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不满，但他们不是否定《坛经》的权威，而是反对将《坛经》作为密传法门，有违六祖普示正法之意，也反对将《坛经》教条化，《坛经》传宗表明在禅宗内部《坛经》已经取代古教成为最重要的宗经。禅宗通过不立文字破斥和对抗宗教对经典教义的迷信，又以《坛经》树立自己的教义，一破一立，使得禅宗在教义教法上有了压倒教宗的资本。

禅法本来是禅宗的专长，如今又在戒律和教法上独树一帜，这就使得律宗和教宗都无法于之抗行了，这是六祖建设禅宗的重大贡献。然而，无相戒主要是针对个人修行，缺乏社众和团体组织的细则，大概在六祖看来，每个个体的问题都解决了，群体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这些对于利根和得值六祖这样的大善知识的殊胜因缘下不成问题，但后世是无法效仿的。随着禅宗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问题就愈发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百丈大师制定了《百丈清规》，有效地解决了禅宗丛林的组织和规范问题。

百丈清规的制是为了彻底摆脱律此规规度的限制，使禅宗完全走向独立。不住律寺，别立禅居，这是禅宗长期以来的，但表面上还得寄名律此寺，其禅居名义上也是律寺的别院，还得受其约束和局限，影响了禅宗的发展。百丈别立禅居事实上是建立完全与律寺脱钩的禅宗丛林，并制订了一套“博约折中”、务尽其宜的新规范。

清规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建立了以普请法为本的共同劳动、自食其力的新经济模式。农禅合一的模式虽然可能由来已久，但尚未明确成为固定的规矩，清规则使之走向完善。这种新经济模式一方面使禅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这使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有了可靠的现实保证，也初步解决了禅宗的生存权问题。在会昌法难之后，这种独立的经济模式更加显示出了其生命力，也是禅宗得以独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同劳动不仅为禅宗建立了经济基础，还创造了劳动修行合一的新的禅修方式，在劳动中修行，在修行中劳动，使世俗的劳动神圣化，成为修行的重要手段，其意义极为巨大。韦伯指出，基督教新教禁欲主义解决了劳动合法化问题，将劳动视为禁欲和修行的手段，把工作看作符合神意的天职，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得到很大的发展。禅宗同样解决了劳动的合法化问题，并且为寺院经济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做出了贡献，虽然没能起到基督教新教的作用，但其意义还是不能低估的。

其二，建立了平等与权威兼顾、自由与秩序并重的新体制。禅居不立佛殿，只树法堂，一方面表明破除外在权威、佛与众生平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禅门宗师“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的高度自信和权威意识，同时还可能有经济上的考虑，以免带来过重的不必要的经济负担。行普请法，上下均力，表明人人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即使长老也无权拒绝劳动，这也体现了平等精神。用餐时也是“斋粥随宜，二时均遍”，无人享有特权。除长老外，其他僧人不论高下，都依夏次住于僧堂。长老为一寺首脑，但其他僧人在讨论问题时也可对之进行质问，“宾主问酬，激扬宗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禅宗坚持平等原则，但同样尊重权威。长老、住持、方丈，是一寺之主，既是教法的权威，也是行政的权威。除长老外，还有各级执事，负责管理寺中事务，都有各自的权力。

佛教以出离生死、自由自在为根本目标，禅宗也尽可能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日常生活方面“除入室请益，任由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令学者在自由活动中以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自觉悟道，尽可能减少外在的约束和限制。在讨论问题、探寻真理时也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提问、自由辩论。虽然如是，禅居也不允许滥用自由，而是有严格的秩序，通过秩序和法规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对于违犯戒规者也不姑息纵容。平等与权威兼顾，自由与秩序并重，使得禅居之中保持了稳定而有活力的有序状态，保证了禅宗的健康发展。中国佛教既未走向保守僵化，也未导致失范异化，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家风，这不能不说是清规的功劳。

由于禅宗制订了更适宜于佛教发展的清规，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律宗的职能，使得律宗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到了宋代，禅宗独领风骚的局面更加明显，许多律寺事实上已经成为禅居，因而“革律为禅”运动也就顺理成章了。革律为禅加强了禅宗的地位，也使律宗和律学的地位更加江河日下。

禅宗建立自己的经典教义，同时又建立自己的律法，从而导致一宗独盛的局面，促进了三学的融合和佛教的统一，然而这又客观上加剧了其他宗派的衰落，从百花齐放走向一枝独秀。禅宗走向民间、贴近现实使得佛教化众导俗的功能强化，然而又使佛教本身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自身的特点和价值逐渐弱化。禅宗自立规矩，对自身发展是有利的，却又妨碍了律学和律宗的发展，破坏了戒、禅、教三权分立的弹性约束机制，其中利弊，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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