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的本质，说法颇多。有人说：“宗教是对越人间、越自然权能的一种信仰。”法国的杜尔凯姆认为，宗教就是对某种被奉为神圣事物的信奉。美国宗教家密尔顿·英格认为，宗教是人们获得最高幸福的手段，人们凭借和依靠宗教，是为了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即死亡、罪恶、痛苦、不幸等的存在问题。日本宗教学家，岸本英夫在其《宗教学》中以宗教的社会功能为宗教命名，他认为：宗教就是一种使人们生活最终明了化、相信人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并以这种运动为中心的文化现象。按照宗教社会学家的说法，宗教是它用神或神的诫命作为人们崇拜敬畏的象征对象，从而发挥其固有的社会作用。还有诸多观点，不一一枚举。

对于宗教的定义，我有着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真正的宗教，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它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当然，我的这种宗教观只能代表我自己，但同时，宗教学原理会告诉你，我的这种宗教观可能是高层次的宗教观，因为它远远超越了世俗的功利之心，更接近宗教本真。

在近代宗教学中，对宗教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科，比如：宗教人类学、宗教历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民俗学、宗教神话学等，它们对宗教本质的把握和研究各有侧重，或侧重于宗教信仰的对象即神佛上帝等，或侧重于宗教信仰的主体即信仰者，或侧重于宗教信仰的环境社会即社会。宗教心理学中对宗教体验的研究较为重视。

多年来，如何对待宗教？如何研究宗教？一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时下有两个极端：

一是一些所谓学者之“研究”，多纸上谈兵，研究者多削足适履，用一些既成的理论和规矩去套宗教，辄以某某主义名之，将宗教信仰者之信仰心理、宗教感受、宗教感悟、宗教感情、宗教经验等当成捏造和骗局，辄以迷信视之，以荒谬命之，斥为胡说八道，并不曾对一些宗教现象做深入的研究，多想当然之理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名为研究，实为讨伐。不用举例，这种例子随处可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志刚先生在《宗教哲学研究》中谈到了这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理性主义观点有无可置疑的威信，因为它过于雄辩，要求对方拿出证据，然后强词夺理加以争论，直到用理性的术语征服对手。可对一个宗教徒，如果他以沉默的直觉来抗争理性的结论，理性主义观点是无法使其信服或皈依的，因为他的直觉来自人性更深的层面，超出了理性主义占有的论辩范围。他的整个潜意识生活，他的冲动、信念、需要以及直觉等，早就奠定了前提，这就是他绝对知道，自己所信仰的东西肯定会比任何理性主义的强辩愈发真实。”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其研究者本身是狂热的宗教实践者，认为宗教教义神圣不可考究，不可侵犯，言语辄谈神异，相当“神”气逼人，那膜拜对象之光芒，已完全掩盖了自己的智慧理性，不敢思维，不敢追问，顶礼畏恐不周，供养畏恐不到。若从宗教修持的角度出发，这种态度固然易得宗教体验。但若从研究者角度，则不可取。

《宗教哲学研究》一书称：“詹姆斯就此大发感慨，我们可以承认，理性主义哲学具有‘高尚而纯洁的气质’，能满足沉思默想者的强烈渴望，让他们高谈阔论。然而，一旦目睹事实，正视我们这个纷乱而暴虐的大千世界，恐怕就谈不上‘高尚或纯洁’了。如果一种哲学只讲高洁的东西，那么，它便永远满足不了经验主义者的要求。正因如此，科学家们情愿不要‘幽灵似的形而上学’，实践者们则听从‘原野的呼唤’，视哲学如尘埃。詹姆斯说： ‘经验主义的哲学宗教性不够，而宗教哲学又经验性不足。’你需要一个结合两种东西的哲学体系，既要有对于事实的科学的忠诚并且愿意考虑事实，简言之，就是适应和调和的精神；还要有对于人类价值的古老的信心和随之产生的自发性，不论这种信心是具有宗教的风格还是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这就是你的难题：你发现你所求得的结果的两部分无可挽救地分开了。你发现经验主义带有非人本主义和非宗教主义的色彩；要不然，你就发现理性主义的哲学，它的确可以自称为具有宗教性质，但同具体的事实和快乐与痛苦，毫无实际接触。”

在我的生活中，就遇到过两类人：一种人拒绝宗教神异，对一些述说宗教神异者视为低劣，嗤之以鼻，而以迷信命之；另一种大多于修持抓得极紧，但不思宗教教义，舍弃理性思维，时时堕入迷幻，屡将神异视为修行之果，而忽略了宗教真正的精神。我认为，两者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更不可能成为最好的研究者。
最好的研究者是行者兼学者。根据我的经验，一个真正的信仰者，照样能够理性地研究宗教。在这方面，宗喀巴大师是最好的榜样。时下，宗教界对一些非宗教信仰者研究宗教持有异议，认为要想研究梨子，至少应该先尝尝梨子的滋味。宗教人类学家施米特如是说：

“在研究宗教史上，一个有信仰的学者更占便宜，而且前者的造就是后者难以追及的。如果宗教的本质是内在的生命，那么就惟唯有借着内心，才能把握宗教的真义。所以唯有意识中具有宗教经验的人，对于宗教问题，才能有深刻的明了。无宗教信仰的人来谈宗教，真可说是危险重重，就好比盲人谈颜色，聋子谈音乐一样。勒南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他认为曾经信仰过宗教而又背弃了宗教的人，再来谈宗教，比较更适宜些。这又是不能令人承认的，因为背弃宗教者，既然对真理下了一种很强烈的评判，他的客观的态度也就受到了威胁。”

“有信仰的和无信仰的研究者，都有同样的责任，就是使他们的宇宙观、他们的哲学，以及他们对于真理的评判，无论如何，不要影响历史事实的叙述。诚实地寻求客观真理的研究者，对于一个和自己主张不同的人，所发表的坦诚批评，应当特别感激，因为这些批评，暴露自己不可避免的弱点，促进自己对于整个真理的探求，有时比较朋友的助力还要大得多。” （施米特《比较宗教学》，肖师毅、陈祥春译，辅仁书局194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