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恒河流域的文明

再说，定居于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渐渐向东方移动扩展，到达了恒河流域。在西元前五百年顷，恒河流域的文化，已从传统的雅利安文化中，得到了新生的机运，大大小小的许多王国，已渐次成立；那些共和政体的国家，人民居住在一个一个集体的村镇里，遇有大事，即在树荫下或公共的会堂之中集会讨论，会中如果无法求得全场一致的通过，便由调停委员会来处理歧见的纠纷。他们的政治领袖，虽称为“王”，却是由人民推选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是以农耕与畜牧为主，农村之外，也有从事锻冶及陶器等职的村落，工商业者已有了各自的同业公会的组织，城市则为财富的积蓄中心。在恒河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肥沃的森林地带，已被这些人们开拓成了景色幽美的殖民地区。

当然，在原则上，他们依旧承认婆罗门教的特权，然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不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均呈现著新的气象，因此也开始在精神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们试著发出了疑问：“我们在这新环境中，开辟了土地，组成同业公会，进行著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建设了新的都市，为什么在宗教方面，还是停留在古老的桎梏中呢？对于我们无法接近的吠陀圣典，以及世袭的婆罗门阶级的特权所提供的宗教，真的能满足自身的希望吗？”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新宗教的要求。

八、新兴的宗教

所谓新宗教，当然是和传统的婆罗门教不同。那是不依赖传统信仰和圣典的权威，而是基于各自的体验所产生的信念；也就是说，不要仰仗外在的给予，而要藉著自我的寻求，来满足宗教的信心。

由于这样的要求，一些抱有宗教热忱的人，便放下了一切的世务俗累，走出家庭，隐向山林，专心于精神的修养，以期从切身的体验之中，彻悟宇宙的真理，解除人生的苦恼。像这样的出家人，当时即被称为沙门，他们在婆罗门之间，也可算得上是为求真理的良师，穷年竟月地长期修行的故事，在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中，也曾说到过；可惜，在婆罗门教方面，受了既成的教权的限制，不能活用《奥义书》或自由地加以讨论和思索，所以不能做到出家的沙门那样，如想达成这个目的，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家庭，跟著沙门去度出家修行的生活。

因此，比起婆罗门来，沙门的人格地位，自然高尚得多；人们对于这样的修行者，生起恭敬心，不足为奇，所以供给衣食，使得他们没有生活之忧，得以一心修行。这一风气的形成，到了西元前五百年之时，已由没有组织的云水状态的个别的沙门群中，出现了好多位拥有数百名乃至数千名弟子的大沙门，各自成为一个教团，以他们自己所体得的道理，教导他们的弟子。

这种思想的倾向，是自由化的结果，但也不是统一宗教的局面，而是宗教思想极为活泼和繁杂的时代。最不可思议的，在这些新兴宗教的沙门团之中，竟有一种极端的唯物论在内，他们宣扬现实的美好，嘲笑婆罗门的宗教和世间的道德。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印度社会，影响很大。但是，无理地迷信神权和天启，固然不是人类的幸福之道，如果一味地崇拜现实世间的名利物欲，更非人类的幸福之道。为了挽救这两个走极端的思想危机，所以在许多的沙门团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宗教，那便是耆那教和佛教。

耆那教和佛教，不仅在发生的年代相近，即使在思想上也有好几个共通之处，例如，两者的教主，均系武士阶级的王子出身；最大的相似之点，耆那教与佛教，都是反唯物的无神论者。不过，两者的命运却不相同，佛教在印度，先被印度教所兼并，复遭回教徒的彻底破灭；耆那教却在印度历史上，从未中绝过，目前尚有一百万左右的教徒。相反地，佛教虽在印度灭亡了，却在亚洲各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一大宗教，而且在印度的新旧各种宗教之中，唯有佛教发出的光芒，使得全世界的人类，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崇高伟大。

由人成道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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