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高兴：编纂大运河佛教文献是大运河文化保护的重要一环 | 第三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

编者按：2024年11月10日，由浙江省民宗委、杭州市民宗局、浙江省佛教协会指导，浙江省民族宗教研究会和杭州市宗教研究会支持，中共杭州市临平区委统战部（民宗局）、中国计量大学和杭州市佛教协会联合主办，中国计量大学宗教中国化研究院、临平区佛教协会和超山青莲寺承办的第三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研讨会上，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宗教中国化研究院院长、人文与外语学院院长邱高兴发表了《编纂“中国大运河佛教文献集成”刍议》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编发邱高兴教授论文如下：

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宗教中国化研究院院长、人文与外语学院院长邱高兴发表主题演讲

京杭对话现场

第三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大运河佛教文化文献丛书》编纂启动仪式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构成，从始建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约有3000多公里。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处世界文化遗产和第46处世界遗产。

党和政府对大运河文化高度重视。2019年2月，国家出台《大运河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大运河打造成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并且提出要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

大运河佛教文化指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在大运河沿线各地层叠累积而形成的佛教文化。它是中国佛教发展史在运河沿线的历史展开，是佛教文化在南北各地沉积的时间维度。从空间角度看，在南北不同的空间中，通过佛教的信仰实践，构建了从佛教徒、佛教建筑、佛教行为、社会习俗等，并与地方文化互动的文化空间。从类型看，因为佛教文化本身的多面向，所以大运河佛教文化也就包括了佛教文献、佛教哲学、佛教艺术、佛教遗存、佛教非遗、佛教历史等的主要内容。

佛教文献是大运河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们书写、记录、呈现、传承了运河沿线的佛教文化，是大运河佛教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重要资源。收集、整理、编纂运河佛教典籍，形成中国大运河佛教文献集成，是对大运河文化整体内涵的充实和丰富。

对运河文献的整理，早有学者关注，最早出版的运河文献书籍是1964年版《中国运河文献选辑》，本书作者朱契以三个标准来编选运河文献，“第一，这些史料要能反映历代运河重要变革和某一个时代的运河全貌。第二，要能反映运河对于各个时代经济、政治（包括军事）、文化的影响。第三，要能反映历代人民对于运河的看法和运河溃决时对民间所造成的疾苦”。王云、李泉编纂的《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于2014年出版，本书将各类文献分成“治运保黄”“运河水利”“运河工程”“漕运关志”四大部分，主要收录元、明、清三代大运河相关史料，共130余种，81册。每类编排大体以年代先后为序，每部都有提要介绍。2019年，叶艳萍的《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续编》出版，收录了新发现的古籍如《漕黄要览》《漕书》《吴江水考增辑》《扬州水利论》《余杭南湖图考》《运河水道编》等15种，《治河研究》《河工方略》等民国文献26种。2023年，作者以浙东运河的相关文献为基础，又整理出版了《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三编》。由正编、续编、三编组成的这三种文献是目前收录范围较广、文献量较多的运河文献集成。但是这些文献集成收录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水利和漕运资料，对运河佛教类文献的收录是缺失的。固然，大运河本身作为一种水利工程，此类资料无疑最为重要和集中，但从文化形态看，和运河相关的各类佛教文献，也是大运河文献总体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值得挖掘、整理与研究。

涉及大运河佛教文化的文献颇多，初步梳理有如下几类：

（1）运河寺院志、地方史志中的寺院宫观部分等，可汇编、整理为专题性文集。运河沿线寺院众多，有的寺院留存有比较翔实的寺志，有的只是在地方志等文献中有所记载，汇集各类寺院文献，整理为运河寺院文献资料的总集。

（2）运河高僧撰述集，收集运河沿线高僧的著述，编成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名家，收录其佛教方面的著作，编成个人专集。

（3）运河佛教碑刻文献集，对运河沿线所存的各类佛教碑刻文献进行收集，编纂成集。

（4）汇集古今中外和运河相关的佛教参访记等，编选运河佛教文化记行文献集。比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策彦入明记》《笑云入明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参学知津》《名山游访记》。

（5）各类漕运文献中所涉佛教资料的整理汇编。

（6）运河佛教诗歌总集。

除上述类文献外，此外还有如《来南录》《郴行录》《于役志》官员记载赴任形成的日记类作品，其中有关于寺院、僧众、民俗的记载。如比较早记录沿隋唐运河南下行踪的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李翱所作的《来南路》，就有此类资料。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十月，李翱受岭南节度使杨於陵之聘，出任节度使掌书记。元和四年（809）正月己丑启程，李翱携妻子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广州。韩愈作《送李翱》：“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表达对李翱此行归期未卜，依依不舍之情。孟郊在《送李翱习之》中写道：“习之势翩翩，东南去遥遥。”。李翱南行以水道为主，途经了隋唐大运河流经的区域，如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区域，历经半年左右，抵达广州。《来南录》：“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风逆，天黑色，波水激，顺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淮安）。丁卯，至扬州。戊辰上栖灵浮图（大明寺）。辛未，济大江，至润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苏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窥剑池，宿望梅楼，观走砌石，将游报恩，水涸舟不通，无马，道不果游。乙酉，济松江。”文字虽然简略，但其行程还是比较清楚的，即从汴渠入淮后，抵达盱眙，然后到淮安，再到扬州、苏州。其中在扬州提到了栖灵浮图，即今大明寺栖灵塔。到苏州后，游虎丘。本还打算游报恩寺，但当时水路干涸，舟船不通，又无马匹，故未能成行。

《郴行录》记行从元丰六年（1083）五月二日开始，从商丘出发，约半个月后五月十六日抵达今江苏淮安一带：“辛卯，次洪泽口。过龟山寺，辛奉议继至，同游久之。寺临淮水。负小山，规制壮丽。自京师以南，寺观皆不及也。乃真庙所建，佛殿三牓石曼卿书，笔力劲健。老僧清悠可语，出画佛一帧，自云王维笔，制作古妙。虽非摩诘，亦奇手所为也。寺后山脚有石穴，以砖塞其户，俗云无支祈所宅也。”这一段记载了途经洪泽湖龟山寺所见。龟山寺建于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间，“寺在盱眙县治西南，宋天禧二年建，元末兵废。明洪武初重建，有铁罗汉一百五十”。当时，寺院规模宏大壮丽，在运河沿线寺院中首屈一指。且寺院老僧自云藏有王维所画佛画一帧，虽真假莫辨，但也当时高手所为。寺后山脚有“无支祈”石洞。相传“无支祁”淮水水怪，兴风作浪，后大禹治水时，被锁于龟山山脚下。据清·麟庆《重建安淮寺碑记》，原龟山寺至清时为水淹没。后在道光十七年（1837），在重修淮渎庙，封堵无支祁井后，远眺洪泽湖，发现湖中有铁佛四尊，砖门三个，得知为宋代所见龟山无梁殿的旧址，于是发起重建，并易名为安淮寺。《郴行录》中涉及的佛教资料颇为详细，如，六月二十五日，再游扬州。张舜民一行先到建隆寺，再登大明塔，并试饮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五泉的茶井。建隆寺原为宋太祖征伐扬州时所建的行宫，攻克扬州后，即以建隆年号赐名改建为建隆寺。闰六月二十四日，同徐承议游仪征观，过法云寺，至长芦崇福院。崇福院是宋真宗的皇后为宋真宗所建，规模宏大，即使是京师的寺院也有所不及。常住有五百余人，又有僮仆数百人，每天有上千人用斋。主僧为法秀，持戒精严，寺院内外未曾见到僧人闲逛，在寺院一整天，如入无人之境，为南方尊宿所推重。七月七日，从长芦出发，沿着北岸行五里左右，即渡江到 南岸。再沿南岸行数里，进入新河口。此后在南京停留约40余天，游历了清凉寺、钟山志公塔、长干寺、高座寺、升元寺、保宁院、隆兴寺、台城寺、铁塔寺。其中对长干寺、高座寺、升元寺的记述尤为详细。在他们途经的运河沿线城镇中，佛教文化是他们行程中除自然景色外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部分古寺、古塔，经历了岁月沧桑后，仍然屹立在流淌的运河之畔。如淮安慈云讲寺、国师塔，扬州高旻寺、文峰塔，镇江金山寺等。这些运河沿线的代表性佛教文化。

总之，大运河佛教文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编纂“大运河佛教文献集成”，既是大运河佛教文化研究的基础，也是对大运河文化内涵的充实，是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