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入川高僧｜东晋名僧慧持大师，他创建了峨眉山第一座寺庙

慧持（337-412年），山西雁门楼烦人，俗姓贾，东晋名僧，东林十八高贤之一。他与兄长慧远同依止道安大师出家，精通经、律、论三藏，并及外典。慧持法师身高八尺，风神俊爽，常以草鞋纳衣示人，其在庐山的讲经说法吸引了四方云集的听众。

慧持尊者（图片来源：十愿）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慧持辞别兄长慧远入四川，居住在郫县龙渊寺，大力弘扬佛法，受到四方人士的钦慕。慧持在四川的弘法活动，使他成为峨眉山佛教的重要人物，他与峨眉山普贤崇拜的肇始密不可分。在峨眉山，慧持建“普光寺”，历史即以其为机遇点将恩施推上了作为普贤菩萨道场的发展道路。峨眉山被尊为普贤菩萨道场后，全山逐渐由道改佛，唐宋以后，佛教在峨眉山日趋兴盛，明清之际达到极盛。

慧持法师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卒于龙渊寺中，春秋76岁。临终时，他遗命弟子务要勤勉律仪，专心净业。他对弟子们说：“经文上说，戒如平地，众善由生。行住坐卧，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啊！”慧持法师又把所藏经籍法典，分别传给弟子道泓、昙兰，两人都继承了师父的德业。

慧持法师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高僧在佛教传播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教诲和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和巴蜀地区佛教的传播上，慧持法师的贡献不可忽视。

东晋高僧慧持行迹考述

一般而言，佛法的弘扬与寺院的建设无法分离。慧持法师在蜀地弘法并得到了当地信徒以及刺史的推崇，因此在此建寺是可能的，故而后世论著中多认为慧持在峨眉山建立了寺院。《峨眉山佛教志》中说：“师（慧持）为酬宿愿，不久上峨眉山创建普贤寺。”《普贤道场峨眉山》一文中也说：“史载，慧持和尚于隆安三年入蜀，为遂其‘观瞻峨眉，振锡岷岫’之愿，只身登上峨眉山，修建普贤寺，供普贤瑞像，招收门人。至此，峨眉山上方有正规的寺庙和正住僧人。”《四川佛教文化》中说：“慧持创建了全山第一座寺庙普贤寺。”

慧持法师在蜀地弘法，其所弘传之经典在僧传等资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前文诸材料及魏晋佛学的变化可推断慧持弘传当为《法华》与《阿毘昙》。据干树德先生《慧持与峨眉山的普贤崇拜》一文中的论述，“慧持能在蜀地获得声望，大概同其讲说《毗昙》精要有关。”“慧持能在蜀地获得崇高威望，应该说还同其深入阐发《法华》经义分不开。”根据前文所讲慧持与《法华》《毘昙》的诸种关联以及魏晋佛学的诸种变化来说，干先生的推论是合理的。慧持弘传《法华》及《阿毗昙》，僧俗“望风推服”，有幸成为慧持门下，则被认为是“登龙门”，可见慧持佛法造诣之精深。

同时《高僧传》中还记载了慧持避难郫县时的一个细节：

慧持避难，憩郫县中寺。（谯纵）有从子道福，凶悖尤甚。将兵往陴，有所讨戮。还过入寺，人马浴血。众僧大怖，一时惊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无忤。道福直至持边，持弹指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门谓左右曰：“大人故与众异!”

慧持避难遇贼兵，在其他人四散惊走之时所表现出的淡然令贼首愧悔，而退贼于弹指之间亦是其佛法修为之高的明证，这当然也增加了慧持的影响力，使之成为众咸仰慕的对象。

龙渊垂诫，高树戒幢

公元412年，东晋义熙八年，慧持法师卒于龙渊寺，春秋七十有六。

慧持法师在临终之时垂诫弟子务必谨守戒律，以戒为师，弘传佛法。他对戒律的重视应当是受到了乃师道安法师的影响。僧史记载，佛教戒律制度在三国时的曹魏嘉平年间传入中国，但戒律的发展落后于佛教其他方面诸如教义、僧团的发展，直至道安时期，此种情况依旧。

同时道安在遵守戒律方面要求十分严格。《高僧传》记载：“（法遇）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尤远垂忧念，吾罪深矣。’”由此可知，道安“封荆责徒”在其弟子当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慧持临终之时垂诫弟子谨守戒律，高树戒幢，一方面是循世尊遗言，另一方面也有其师道安法师的影响。

古树禅定的传说

《五灯会元》中记载：“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树，因风摧折，中有一僧禅定，须发被体，指爪绕身。帝降旨，令肩舆入京，命西天总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问：‘何代僧?’曰：‘我乃东林远法师之弟，名慧持，因游峨嵋，入定于树。远法师无恙否？’藏曰：‘远法师晋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复语。”

慧持“因游峨嵋，入定于树”，直到北宋徽宗政和三年方出。虽为一则传说，但故事的背后亦有表明慧持禅定功夫的深厚之意。

观乎此，慧持法师一生主要经历了师事道安法师时期、庐山时期以及蜀地弘化三个时期，行迹所至，众皆称善。师事道安法师时期，慧持遍学众经，游刃三藏，奠定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庐山时期，慧持校阅新译经典，树立清净道风，堪称僧团楷模。及至蜀地弘化时期，慧持建寺说法，发展佛教慧学；龙渊垂诫，高扬戒律精神；古树禅定的传说，则表明了其佛教禅定的修持之功，可谓戒、定、慧三学并进，高僧之谓，名至实归。（参见杨锋兵《东晋高僧慧持行迹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