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研究前沿：清华研讨会深入汉藏佛学交融下的观世音信仰

近日，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汉藏佛教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举办了“汉藏佛学交融视域下的观世音信仰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沈卫荣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圣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谢继胜教授、青海西宁宏觉寺主持噶尔哇·阿旺桑波、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姚霜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佛学院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和宗教人士莅临研讨会，共同深入讨论交流。

圣凯教授和沈卫荣教授分别致开幕词，一致表示，此次研讨会旨在推进汉藏佛学研究交流，探讨多元文化互动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问题，梳理观世音信仰在文本、图像、生活中的多重表达，加强佛教语文学、佛教哲学、佛教艺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讨与沟通，交流佛教中国化研究最新成果。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积极分享各自的研究课题，不仅深入探讨了汉藏佛学的前沿问题，还关注了佛教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他们分享了观世音信仰在不同文化和地域背景下的演变，以及观世音菩萨在信仰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深入的讨论不仅拓宽了与会者的视野，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沈卫荣教授分享了关于“藏传佛教中的观音本尊禅定和临终迁旨修法”的课题，谢继胜教授介绍了“宋夏元时期汉藏多民族佛教信仰的汇聚与趋同——四臂观音、三怙主、三大士与转经筒形成路径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张总就“观音形像典例数种振谈”进行阐述，噶尔哇·阿旺桑波解读了“藏传观音化身元代在普陀山显灵考”研究课题，王兴教授也探讨了“中国佛教观音感应故事中的道德书写演变初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圣凯

这次研讨会为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观世音信仰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会人员积极参与讨论和互动，共同探索佛教文化的多元表达方式，这不仅丰富了个人的研究视角，还促进了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合作，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研讨会成为了学术界的一次盛会，将为佛教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

部分论文摘要：

宋夏元时期汉藏多民族佛教信仰的汇聚与趋同—— 四臂观音、三怙主、三大士与转经筒形成路径考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谢继胜教授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谢继胜教授

四臂观音出自《宝王经》,是六字陀罗尼的神格象征，由此形成的文殊-四臂观音-金刚手“三怙主”是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神灵组合，将原本属于西方净土的基层 信仰与侧重仪轨修习及教法师承的藏传佛教义理融合在新的观音图式中；与此同时，汉传佛教法华普门观音地位升起进入华严系统替代释迦牟尼或毗卢遮那成为释迦三尊或华严三圣的主尊，并接受了毗卢遮那或释迦牟尼的须弥狮座，形成文殊-观音-普贤的“三大士”，此为宋夏以后中原内地寺院佛教神系的统领。三怙主借用四臂观音眷属狮吼观音与三大士狮座观音的一致性，也部分进入汉地观音三大士系统，替代大悲观音或骑狮水月观音，组成文殊-四臂观音/狮吼观音-普贤组合的汉藏融合的三大士新样式。三怙主与三大士演进路径相似，根据汉藏佛教特点有所侧重，汉地倾向华严，藏地则是源自早期胎藏界的三部理论化佛教，但汉藏信众念诵阿弥陀佛名号与六字真言的观音信仰的本质完全相同。自14世纪以后，六字真言专指或等同于四臂观音，但脱离了与之相连的四臂观音图像以密咒真言形式成为藏传佛教的象征；观音和四臂观音进入三大士引导的华严华藏世界的转轮藏与四臂观音及六字真言勾连，六字大明咒进而进入华严轮藏系统，大约在15世纪末以玛尼轮形式传入藏区，逐渐成为藏地民间最为重要的信仰。

藏传佛教中的观音本尊禅定和临终迁旨修法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 沈卫荣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沈卫荣教授

于明初编集的《修习法门：观世音菩萨修习》和《观音密集玄文》两部汉译藏传密教观音修法集中，我们见到了一共二十余种自西夏至明初传译的各种不同传轨的 观音修法，其中尤以哈立麻派和萨思迦派所传的修法居多，这充分显示及至明朝永乐年间藏传密教的观音修法已经于汉地广泛的传播，永乐五年由第五世哈立麻上师大宝法王于南京灵谷寺主持的“普度大斋”即是一场“胜海观音除障法会”，把明初汉地的观音崇拜推向了顶峰。仔细研究和分析收录于明初编集的这二部观音修法中的二十余种观音修法仪轨，笔者发现虽然每种修法都各具特色，但其中的大部分都可归属于藏传密教的“本尊禅定【瑜伽】”一类的修法，即令修习行人发菩提心，皈依并观想观音菩萨，生起观音佛慢，念诵观音心咒等，于身、语、意三门与观音菩萨达成一致，即所谓记智相融，为一不二，修成正果。但其中也发现了多种超越这种属于无上瑜珈部生起【增长】次第之观音修法的另类修法，如将观音修法变化为拙火定的修法，即通过气、脉、明点的修法，将自己的心识通过于中脉中燃起的拙火，自脐下四指处向上推移，渐次通过脐、心、喉、顶四处，生起四喜，最终于静梵穴飞出，迁旨直达阿弥陀佛之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即身成就。这是藏传佛教中的临终迁旨修法，也称舍寿定，即令修习行人于临终时，通过修习“迁旨”(即俗称之破瓦法)，直接往生佛国净土，法身成佛，不再落入中有，这是无上瑜珈部圆满【究竟】次第的修法。通过对这二种不同的观音修法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理解和体会藏传密教无上瑜珈部增长和究竟两种次第之修法的意趣，从而更好地理解汉传、藏传、显乘、密乘于观音菩萨之崇拜和修习方法之异同。

汉藏佛教比较研究视域中的普陀胜地知识源流考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 姚霜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姚霜

“普陀山”,旧译“補怛洛迦”(Potalaka), 最早记载出自《华严经》,乃观音菩萨驻锡地，也是大乘佛教信仰共许的圣地。以此命名的观音道场遍布整个亚洲佛教世界，且历史悠久，比如南印度 Pothigai 山、中国浙江普陀山、西藏布达拉宫、承德普陀宗承庙，以及日本补陀洛山寺、韩国洛山寺等。这些与“普陀”相关的朝圣地的建立，不仅体现了某一地区佛教发展的历史，更是见证了各佛教传统和地区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本文从藏传佛教中有关“po ta la”(布达拉)的知识源流出发，梳理汉、藏文文献中有关该胜地的记载，在现有能搜集到的文献材料中，探寻普陀胜地于印、藏、汉地佛教发展史中的建构、竞争与认同。

洮岷地区《 观音菩萨六字真言经 》初步研究

兰州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 李志明

洮岷地区是历史上洮州和岷州的简称，主要包括今甘肃省甘南州、定西市和临夏州的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该地区汉藏民众中广泛流传一部《观音菩萨六字真言经》,有藏文本、汉文音译本和意译本等多种类型的版本。经文中关于观音菩萨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各种功德的解释，源于托名为松赞干布所著的《玛尼宝卷》，由明代藏传佛教高僧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家族的后裔弘济光教大国师后只即丹子于明末清初编选翻译，是目前所见《玛尼宝卷》最早的汉译本。我们搜集到的此经清代民国以来写本已有十余件，大多仍在民间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是反映区域内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活化石”。

“权现马王”仪轨故事与西藏早期观音信仰——敦煌 PT 239.2号藏文写本探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任小波

敦煌PT239.2号藏文写本中的“马匹回向”一节，可为考察吐蕃苯教（前 佛教期宗教）仪轨文献的特质和变异，以及西藏早期观音信仰的发生和影响，提供典型的文本案例和有趣的思想素材。本文对于此节作了重新转录和译释，复又联系PT 37、PT 218等号写本，探究了其中“权现马王”故事的意涵和渊源，揭示了其作为丧葬仪轨先例神话的宗教功能及其作为观音信仰早期例证的文本价值。这则故事的基本情节，源自宣说观音菩萨及其六字明咒的密续经典《宝箧庄严经》，此经对于西藏政教传统和史传文学具有深远影响。正是基于佛苯二教中的“崇马”（佛教马王譬喻、苯教马匹献祭）)这一共性资源，“权现马王”故事得以成为一则佛教作家用以弘扬佛教思想的仪轨先例。 PT239.2号写本试图将苯教的仪轨和程式运用于佛教的语境和场合，表明佛教在西藏民间确立其地位经历了与苯教相涵化的曲折过程。联系相关敦煌藏文观音文书，可知10世纪前后观音菩萨在西藏一敦煌已经开始被尊奉为达成俗世诉求、实现超世愿望的“世间怙主”。

清代满文《 心经 》之翻译与流传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 魏建东

《心经》全称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在佛典中流传最广，亦最常为人所念诵。前辈学者于满文佛经之翻译研究中较为侧重满文翻译之特色，而对同一部满文经典之翻译与流传过程则关注较少。关于满文心经之研究，福克斯业已收集多种版本之满文心经，并且进行初步研究。本文拟在福克斯所搜集满文心经基础之上，广泛搜集多种版本之满文《心经》，主要包括雍正本四体合璧心经、乾隆本四体合璧心经、《清文全藏经》所收心经、丰绅济伦本心经等，对不同版本之内容进行充分比较研究，进而讨论清代满文心经之翻译来源、过程及其流传。

四臂观音与六字大明咒修持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 侯浩然

六字大明咒，又称六字大明陀罗尼、六字真言、是观世音菩萨心咒，此咒被 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利益。诸多学者对六字大明咒的起 源、意义和文献来源作出了讨论，指出《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和《玛尼宝卷》是推动 六字大明咒在藏地传播的最重要的文本来源。本文对前人的观点作出补充，提出在这两部文献之外，还有许多短小的六字大明咒修持和成就法文本值得引起学者的注意，它们对于观音信仰和六字大明咒在藏地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观音救难信仰与古代法律的价值偏差和矛盾消解——以观音救枷锁难为中心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讲师 安详

观音救难信仰对于司法审判中有罪者的救济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之间存在 激烈的矛盾，矛盾的由来是佛教与法律对于“罪”这一观念理解和定义的不同所导致的价值偏差。在中国流传的观音感应事迹中，具体、形象地表现出了观音救难信仰与古代司法的冲突、交锋。中国佛教信众缓解信仰与司法之间矛盾冲突的具体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古代佛教祖师们在阐释这部分经文之时，侧重对其中观法、修习意义的阐述，将之学理化；落实到具体的观音感应事例中，以“代受”罪责、得到统治者赦免等善巧、迂回的方式，消解冲突，并通过发愿建寺等布施修福的宗教行为达到消除罪业，得到信仰层面的救赎。在观音救枷锁难事例，结尾大都以因为观音的灵应而使有罪者得到皇权的赦免为完结，这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古代司法不相抵触，并能积极与司法、伦理融合的面向。

中国佛教观音感应故事中的道德书写演变初探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王兴

本文深入探索了中国历史上观世音信仰的发展和变迁。在魏晋时代，《正法 华经》和鸠摩罗什的《妙法莲华经》中的灵感救度思想与关于救度神力的描述，特别是其“寻声救苦”的能力，为后世中国佛教信仰中观音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经文来源。之后，与观音相关的经文和故事在六朝逐渐流传。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高王观世音经》这类被归类为“疑伪经”的观音经开始出现。它们与当地宗教话语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国佛教在处理观音感应主题时的独特性。本文也考察了观音灵验感应故事的变迁，特别是它们如何平衡菩萨救度与善恶道德观念的张力。

观音形像典例数种振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张总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最为重要而普及的形像与信仰法门。本文主要对藏传系统中观音形象进行初步的整理与论述，并对其中的数种典型形象进行分析。

以下是青海西宁宏觉寺主持噶尔哇·阿旺桑波研究的课题《藏传观音化身元代在普陀山显灵考》全文，他表示这次研讨会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交流平台，更深化了我们对观世音信仰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的理解。与会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入讨论，丰富了个人的研究视野，促进了不同领域和不同文化间的合作。这场学术盛宴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必将为推动佛学领域的高质量研究和合作，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更大的作用。

藏传观音化身元代在普陀山显灵考

青海西宁宏觉寺主持噶尔哇·阿旺桑波

青海西宁宏觉寺主持噶尔哇·阿旺桑波

汉藏民族的佛教信仰广泛，尤其崇敬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内地信仰者眼中是普陀山的道场，而在西藏则是布达拉宫的道场，因其大慈大悲、拯救众生的特质，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菩萨。

元朝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融，藏地的观音信仰传播到内地，其中有历史记载记载帝师八思巴的侄子、萨迦法王达尼钦波桑波贝前往普陀山，见证观音菩萨化身显灵度母。在江南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受到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包括杨琏真伽、沙罗巴、管主八和达尼钦波桑波贝。尤其是达尼钦波桑波贝在元代时期，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加速了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在他们的引领下，江南地区传播了藏传佛教经典的翻译、刊刻、寺院建设、佛像雕刻以及密法教义等，他们对于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

据佛教传说，在唐大中年间，一位印度僧人来到这里，亲眼目睹观音菩萨现身传法，并赐予七色宝石。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为观音显圣地。佛经中也有关于观音菩萨居住在南印度普陀洛伽山的记载，因此称之为“普陀山”。普陀山的佛教信仰源远流长，尤其自北宋以后，观音信仰变得盛行，寺院逐渐增多。元、明、清三代相继兴建了许多寺院，其中普济寺是最大的寺院之一。这座寺院经历了多位主持者的更替和兴废，明朝万历年间兴建了圆通宝殿，清朝康熙年间兴建了佛殿，并赐予寺额“普济群灵”，后来改名为普济禅寺。现在的大殿是清朝雍正年间奉敕重建的，拥有200多间殿阁和堂庑，是山中供奉观音大士的主要寺庙之一。

元帝师公哥儿监藏班藏卜和元顺帝帖木儿在达尼钦波桑波贝亲见度母之地修建的多宝塔

达尼钦波桑波贝曾被元世祖流放到苏州、杭州，后来他到普陀山普济寺修行，修持度母法门十余年。一日清晨，太阳升起之时，在普济寺门边的大海上，升起一株莲花，上显现绿度母。绿度母用右手施放喇嘛之头顶，并说：“你愿意要儿子即可得到儿子，愿意要资财即可得到资财，所有欲愿皆可满足，诸魔障灾难俱可灭除。”后人为纪念达尼钦波桑波贝在此修行得到显现的绿度母加持，故建造多宝塔。（后文详尽介绍）

元元统二年（1334年），由宝陀观音寺（今普济寺）住持孚中怀信禅师受帝师公哥儿监藏班藏卜（达尼钦波桑波贝的王子）和元顺帝帖木儿（忽必烈的孙子）花施钞千锭购苏州太湖美石在达尼钦波桑波贝曾修行显现绿度母之地普济寺建造多宝塔，故又名“太子塔”。

普陀山多宝塔是普陀山保存最古的建筑，也是现存的元代最大的宝箧印式塔。普陀山多宝塔的造型代表了元代汉蒙、汉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展示了元代汉地藏传佛塔的发展趋势。

二、达尼钦波桑波贝的事迹

达尼钦波桑波贝的父亲是帝师八思巴之同父异母之弟，名意希迥乃，母亲是觉莫本麦。达尼钦波桑波贝于藏历第四绕迥水狗年（公元1262年）在博东艾地方出生，十六岁那年，帝师八思巴从内地返回萨迦，他拜见了八思巴，尔后，八思巴将全部教法传授予他，包括灌顶、教诚和经咒等。当达尼钦波桑波贝十九岁时，帝师八思巴圆寂。此时，因事先已决定由恰那多吉的子嗣继承世系，加以恰那多吉和益希迥乃声望地位的不同，尽管堂兄弟二人中达尼钦波年长，还是由恰那多吉之子达玛巴拉继承了法座，达尼钦波则另住一处。

萨迦寺供奉的帝师八思巴之弟益希迥乃像

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达尼钦波桑波贝二十一岁时，他应一个名叫阿布的大臣之邀请前往朝廷，因此有人控告他违犯了超荐八思巴的规矩。疑是他可能为了争夺萨迦法座的职位而秘密前往内地的，因此不但未能办理申诉，反而受到重责。由于一些机缘，皇帝下令对他查究，流放到蛮子地方（今江浙地区），生活大约十五年。

第十一代萨迦法王达尼钦波桑波贝像

三、达尼钦波桑波贝在普陀山见观音化身度母的显灵

达尼钦波桑波贝被元世祖流放到苏州、杭州，后来他到陀山的普济寺隐居修行，因担心皇帝降下更严厉的诏旨，他专注修持度母法门十余年，虔诚祈愿度母的加持。一日清晨，太阳升起时，在普济寺门边的大海上，升起一株莲花，上显现绿度母。绿度母右手结施愿印置达尼钦波桑波贝头顶，说：“你愿意要儿子即可得到儿子，愿意要资财即可得到资财，所有欲愿皆可满足，诸魔障灾难俱可灭除。”

萨迦卓玛拉康殿内供奉的绿度母圣像

四、达尼钦波桑波贝返回萨迦寺

达尼钦波27岁时，达玛巴拉去世，由于达尼钦波桑波贝居于汉地，只能将萨迦之法座交给达玛巴拉的大弟子夏尔巴·绛漾仁钦。到达尼钦波桑波贝从朝廷返回萨迦寺之前的十八年中，一直由夏尔巴·绛漾仁钦主持萨迦寺。夏尔巴·绛漾仁钦所进行的事业与萨迦世系诸无垢圣者无有不同之处。据说，他宏扬了讲、闻、修等诸方面之教法，做了众多利他之事，尤其修建了上师八思巴和大德达玛巴拉的鎏金屋顶和绿瓦屋顶。他还协助贡嘎桑波修建了萨迦大殿，增添了地毯和顶帘，并在阴木羊年修建了围墙。此外，他们还加固了大殿配殿，命下令在萨迦寺外修建了六百多个坛城，完成了各种仪式。

萨迦寺

虽然如此，但由于萨迦寺的法座不是真正的后裔继承，本钦阿迦仑和康巴温那等人感到不能容忍，因此召开了会议商讨对策。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帝师扎巴沃色曾在朝廷提出呈文，尼第瓦国师西饶贝和米钦奥布也多次向皇帝申诉。有一次，他们将达玛巴拉的舍利献给皇帝，皇帝惊讶：“有我上师之侄子在，我很如意，现在上师无有侄子。”说着流下了眼泪。喇钦扎巴沃色和丹巴则波等人告诉皇帝，达尼钦波桑波贝也是上师八思巴的侄子，并一再奏请。皇帝终于下令，寻找和迎回达尼钦波桑波贝。

萨迦寺供奉的达尼钦波桑波贝像

达尼钦波桑波贝于35岁时从蛮子地方接回后，朝见了皇帝，皇帝承认他确实是帝师八思巴的侄子，命他承袭萨迦昆氏家族世系，担任萨迦寺的法座，还赐给他诏书和大批物品。他37岁时回到萨迦寺。他在萨迦寺的拉康拉卓闻思佛法，通晓了祖先的所有教法。达尼钦波桑波贝45岁时出任萨迦寺的法座，他积极传播教法，供奉上师和三宝，带领弟子和僧俗众多修行者，为推动佛法的传播和国土的太平而努力。

五、观音菩萨的形貌与化身

观音菩萨形貌一定印度传来时候是男相，英武伟岸，蓄有胡须的，敦煌的壁画中有胡子，也可以证明菩萨是男的。可是汉地就不同了，不能让他成男的，就逐渐变成女性。这有其原因主要是：缘于与人类伟大的母爱相结合，充分地体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以增强其感召力；观音化身度母为观世音菩萨，逐渐地就把观音菩萨女性化了。

敦煌莫高窟观音像

千手观音与观音菩萨化身白度母、绿度母

如，弥勒菩萨的化身布袋和尚为弥勒菩萨，雪窦山为弥勒道场；地藏王菩萨的化身新罗国王子金乔觉渡海来唐，卓锡九华，苦心修行75载，99岁圆寂，因其生前逝后各种瑞相酷似佛经中记载的地藏菩萨，僧众尊他为金乔觉为地藏王菩萨，九华山遂辟为地藏王菩萨道场；正因为这样，达尼钦波桑波贝在普陀山静心修行，当时亲眼显见了度母，从此便出现了“观音菩萨”的信仰。因而，度母也成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之说。（图/文 西宁宏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