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在其《人间佛教要略》中指出，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从经论去研究，知道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的，而且还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从人而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它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因此，印顺法师对人间佛教理论确定了以下三项原则：

（1）法与律的合一：所谓法即佛的教法，律即佛所制定的戒律。“导之以法，齐之以律”，这二者的相应协调，才是佛教的整体，为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传过程中，显然是重法而轻律，如声闻乘的经（阿含）与律，约为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经有几千卷，律典却几乎没有，即有小部的，也还是附属于经中。印顺法师认为，律的不得人重视，为佛法发达中的一大损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萨道，尤须把握法律并重，以恢复佛教这一固有的精神。

（2）缘起与空的统一。因为一切法是缘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无自性的。缘起与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间的宗教家、哲学家不能彻底正解缘起性空的中道义，都在寻求宇宙最后的或最先的实体，倾向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神秘领域。而学佛者中，有的偏重于事，着重法相的差别，于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轻视它，这种见解是不能与出世的佛法尤其是大乘法相应的；有的执着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维或参证，而不重视法相，不重视佛法在人间的应有正行，这就是执理废事，两者均不足取。唯有依据性空，建立“二谛无碍”的中观，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顺法师特别指出，缘起与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场。因为如泛说一切缘起，每落于宇宙论，容易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如泛说一切众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的精义。

（3）自利与利他的合一：世间的凡夫，不能有纯粹的利他，一切都是从自己打算而来；声闻乘人过分着重自心的调伏，而忽略了积极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仅重视身心的调治（自利），更着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进程中完成，达到自利利他的统一。这是菩萨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的精义。

谈到人间佛教的适应时代，印顺法师指出：“佛法是应该契机的（不是迎合低级趣味），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适应他，化导他，为以佛法济世的重要一着。”他将现代中国人的动向概括为三点：

（1）青年时代：这一时代，少壮的青年，渐渐变为社会的领导中心。他们除少数信仰神教外，多数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论者。真诚信佛法的，数量太少，这是近代佛教的大危机。中国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证悟、重（死后）往生，与老年的心境特别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后，山林气息格外浓厚。这些与青年人的心境相去甚远。人间佛教的动向，重心应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发心修菩萨行。如不能养成人间的菩萨风气，依旧着重少数人的急证，或多数而偏于消极的信仰，那对于中国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2）处世时代：现代的又一倾向是处世的，而不是遁世的。中国佛教向来崇尚山林，一部分是缘于印度佛教中一些苦行瑜伽僧的影响，加上本国老、庄及退隐思想的影响，从而使二千年来的中国佛教，与人间的关系总嫌不够紧密。其实，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们当年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惟有大乘的入世教义，才能吻合现代的根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修菩萨行的就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

（3）集体时代：现代社会不但政治重组织，就是农、工、商、学等，也都有自己的集团——工会、商会、农会等。佛教本来是重视团体生活的。照佛说的毗奈耶所指示的，要生活在团体中，才有真实的自利利他。佛教的集体生活有着三项特色——互相教授教诫、互相慰勉、互相警策。古代的禅宗丛林就颇有集体的精神。不过由于隐遁的、个人的思想泛滥，佛教的集团精神受到了淡视，这才使佛教散漫得如沙砾一样。

印顺法师认为，当今不仅要重振、健全僧团组织，还要建立健全居士组织。佛教会组织应不仅是对外的，还应在自身的分子健全、组织严密、发扬佛教上着力，以更好地发扬人间佛教。

谈到人间佛教的修行，印顺法师高度概括地提出了以信、智、悲三字为中心的修持。认为此三字即含摄了大乘的四摄六度、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精神。他强调指出，菩萨道的三大事，就从起信心、生正智、长大悲三德中来。所以人间佛教行者应把握这三者为修持心要，要紧的是均衡的发展，切勿偏于信愿、偏于智证或偏于慈善心行。

数十年来，台湾的佛光山、法鼓山和慈济基金会等佛教团体无不深受印顺法师的法乳之恩，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佛教界、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法师居士和专家学者研学印顺法师的著作，从而使人间佛教思想在海峡两岸更加深入人心。

相信《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的出版，将为我国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并将从整体上推进佛教学术研究，对于大陆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