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长老对于《起信论》的定位及真伪问题，当然非常明白，所以他的这部《大乘起信论讲记》悬论中，就讨论了作者与译者，例举了古今诸家的意见，由于日本学者提出研究，中国的梁启超，即采用日本学者的说法，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吕澄、王恩洋等人，站在唯识学的义理上判《起信论》为伪造，王恩洋甚至以为‘梁陈小儿所作，嚄绝慧命’。另一方面有以中国佛教为本位的太虚大师，起而为《起信论》作卫护，认为《起信论》是龙树以前马鸣的作品，并以为东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不能用进化发展的方法论来衡量佛法，也就是说《起信论》的如来藏思想，是发生在空宗出现之前，由于法机不当，即暂时藏诸名山，到了龙树乃至无著世亲之后大行其道。因此，太虚大师便将《起信论》来融会唯识学。

印顺长老对于近代中日两国的学者所见，不全赞同。其实在中国是由于梁启超、支那内学院及太虚大师等三股思潮的激荡，印老便起而自己提出了《起信论讲记》，乃用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起信论》的思想渊源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原则上印老是主张《起信论》非译自印度的梵文，而是出于中国地论宗的北道派学者之手。据慈恩传说，玄奘游印之时，印度已无《起信论》，故依中文本译成了梵文。印老也以为：印度传译过来的，未必全是好的，中国人撰著的，未必就是错的。所以主张，考证只是就事实，不能代表价值，不论如何，‘在佛教史上，《起信论》有它自己的价值。这不能和鉴别古董一样，不是某人的作品，就认为不值一钱。’（讲记八页）。同时以为站在唯识学的立场，评论《起信论》的教理是不对的；光以中国佛教的立场，来为唯识学与《起信论》作调和融通说，也未必恰当。故在他的《起信论讲记》中，随时指出思想史的源流，引用经论作证，并且经常指出大小乘各系学派之间先前关系，同异所在。于玄奘系的唯识学与《起信论》思想作对比时，往往直接了当地说明玄奘传唯识学，是受西北印度小乘有部的影响，赞叹《起信论》的论点是有大乘经为依据的，非如王恩洋所见的那样幼稚。但在遇到他自己与太虚大师的观点不相同处，措词比较含蓄，依旧可让读者明白，他的用意是什么。

四、《大乘起信论讲记》的特色

（一）、不师古人亦不师于己心：古来诸家注疏，虽然也都会引经据典，提供许多资料，以证明他们所见的正确性及可信性，但皆不能脱离两种架构的框框，那就是若非师古即落于师心。师古者是以某一宗一派一人的立场为背景、为标准，来诠释经论；师心者是依据一己的内心经验或个人的思想模式来解释经论，也即是差遣佛经佛语，来为他们自己的所知所见和所喜爱者，作工具作注脚。前者是已有宗派所属的学者，后者是有了一些宗教经验、禅定体验，或思想成见的附佛法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