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间佛教对公益事业的理解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国佛教的面貌也为之大变。一种带有创新性而又不失传统本色的佛教理论和实践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人间佛教”，对现代公益事业给予高度重视。现代佛教的公益事业，起步于20世纪上半叶，大成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并在90年代以后为大陆佛教所吸取，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最生动活跃的篇章。

无论是否认同人间佛教这一概念，20世纪上半叶，积极开展佛教的慈善及公益事业已经成为佛教界的基本共识。最早提出“人间佛教”这一概念的太虚大师，突出“救世利人”、“服务社会”的意义；被视为传统力量代表的圆瑛大师，创办了以抚养孤儿为核心的大量公益事业；而慈航法师则将“文化、教育和慈善”这三大公益事业，称为佛教的救命圈。

太虚大师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论证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概念。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大师已经“倡导寺产公有化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孕育了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如何具体“实行”？太虚大师提出要在风俗建设、国民教育、医疗事业、幼儿养育等方面，服务社会，救世利人。他说，佛教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提高民众一般的教育”，“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今菩萨行”。

20世纪上半叶，圆瑛大师在佛教公益事业的实践上有突出成就。民初圆瑛大师任宁波佛教协会会长时，即创建僧、民二校，僧校用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用来免费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1923年开始，圆瑛大师在泉州创办开元慈儿院，收容孤儿，免费教养，历时近30年。

公益事业之所以为现代佛教人士所重，一方面是以现代形式落实大乘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佛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潮传入中国后，宗教的形象在很多程度上是负面的，被看作是落后与寄生的代名词。因此，佛教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现代需要，别开生面。慈航法师由此提出了“佛教救命圈”的说法，影响深远。他说：“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是当代中国佛教公益事业的起步阶段。这一伟业真正开花结果，是60年代以后的台湾。其中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最有代表性。即便高扬传统旗帜的僧团，也大都致力于佛教的公益事业。

星云大师是当代佛教公益事业的重要代表人物。1967年，星云大师创办建佛光山，提出“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济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等四大宗旨，其中文化、教育、慈济和共修这四大方面，都包含着公益事业的内容。在文化方面，佛光山有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图书馆、美术馆等设施和机构，编篡了《佛光大辞典》、《佛光大藏经》，发行《人间福报》，翻译白话佛教等。在教育方面，佛光山在美国、台湾、澳洲创办了4所大学，在台湾有8所社区大学，全球有近50所中华学校，另外还有18家佛学院。在慈善方面，每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募集大量资金赈灾。在共修方面，通过遍及五大洲的百余家道场，将中国佛教的禅修经验奉献给全人类。所有这些，都具有超越佛教自身的公益属性，进而也成为中国佛教影响世界的集中代表。

佛教公益事业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是慈济功德会。这是一个以佛教思想为指导的慈善团体，在全球宗教慈善团体中都堪为翘楚。其领袖证严法师是印顺导师的少数剃度弟子之一，其领导的团体以在家居士为主，核心是从事公益事业。慈济建有一流水准的慈济医院，有闻名遐迩的骨髓库，有专业化的救灾团队，还办有慈济大学。印顺导师圆寂后，媒体的报道是：“印顺长老虽没有自己的僧团，但奉其为导师的证严上人等弟子却创立慈济，把‘人间佛教’发挥到极致。”

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很自然地被区分为保守派和开放派，前者指更为重视恪守传统，后者表更乐意与时俱进，并无褒贬之分，如美国的基督教就大致分为主流的自由派和保守的福音派。在佛教中，也有一些僧团以保持传统为重，如重视禅修的中台禅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宗教公益事业。实际上，保守性的宗教团体往往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比如中台禅寺，在全世界对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群弘扬禅修文化，本身就有公益事业的色彩。而中台所办的小学、中学等社会公益事业，也具有极高的水准。

台湾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教授在台湾宗教与公民社会的研究中发现，在台湾，成为公益事业核心的力量并不是西方人想当然的基督教，而是佛教，如慈济功德会、佛光山等。魏乐博教授认为这体现了佛教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功能的转化。不过，佛教所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或许本就是佛教固有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