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史上，西晋翻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最接近今天的公益事业的思想。该经提出“七福田”的说法，认为应该为这七类福田布施，具体内容是：

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这是号召做一些佛教建筑，属于福田中的第一类。

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这是指植树造林，修建水库之类的活动。

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是指医疗卫生事业。

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这是发展公共交通事业。

五者“安设桥梁，过渡嬴弱”。这也属于公共交通事业。

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这是指在道路的近处挖井，以方便干渴的行路人喝水。

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这是指建造公共场所，讲究文明卫生。

显而易见，在七福田中，后面的六种福田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在时隔1800年之后，这六种福田依然毫不过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部《像法决疑经》，又称《济孤独》，对“二福田”思想有简要的界定，强调了救济贫穷的重要性，对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佛教公益事业影响深远。第一，布施、救济穷人是成佛的原因，“善男子，我今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救济贫穷困厄众生。”第二，福田分为敬田和悲田两种，敬田是佛、法、僧三宝，悲田是贫穷者、孤寡老人乃至饿狗、蚂蚁等动物。令人吃惊的是，经中明确提出，布施的根本对象是悲田，悲田重要于敬田。“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这一思想，显示佛教的福田思想具有超越自身的普世精神，具有利益一切众生而不管其宗教信仰的追求，是佛教公益事业开展的重要理论支柱。

与福田观相联系，佛教又提出了布施观，是实践慈悲的具体方法。

布施，是指将自己的所有，送给他人。《大乘义章》卷十二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惙己惠人曰之为施。”在佛教中，布施是最重要的实践方法。《像法决疑经》认为，布施是成佛的根本大法：“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六波罗蜜皆从布施以为初首。……善男子，此布施法门，三世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摄法中，财摄最胜。”在大乘佛教所倡导的六种实践方式（六度）之中，布施第一；在吸引大众信仰佛教的4种方法（四摄法）中，布施为首。

布施的具体内容，佛教中不同的表述，有二施、三施、七施、八施、十施、三十七施等多种说法。究其根本，布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财布施，就是用物质财富救济贫穷的人；二是法布施，指以正确的道理指导人生。

佛教的布施观强调动机的重要性，反对将布施看作寻求利益的手段。布施需要有三个条件，这就是施者、受者和施物。《法界次第》卷下之（上）说：“若内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财物，三事和合时，心生舍法，能破悭贪，是为檀。”檀，就是布施。布施最重要的要求是“三轮体空”，也就是对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和布施的物品，都不执着，不斤斤计较，这样才能起到布施的作用。如果给了人家东西，就念念不忘，或者寻求得到回报，都是不正确的。佛教因此有所谓“布施偈”，说：“能施所施及施物，于三世中无所得。我今安住最胜心，供养一切十方佛。”（见《心地观经》）

正是基于独特的公益事业思想，佛教在慈善和公益事业领域一直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自传入中国，就特别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修桥补路、挖井、医疗、救济等多种事业。宋代，则形成了专门的从事公益事业的机构，长期负责公共事业。如维护桥梁，修建海堤，管理驿站等，政府则以一定的田产作为补偿，称之为“守以僧，给以田”，颇有美国前总统布什将社区公共事业委托给基督教慈善组织的意味。黄敏枝教授曾把宋代佛教公益事业分为五类，实际上这也贯穿于整个中国佛教史，分别是（1）桥梁的兴建与维修，（2）水利事业的修建与维护，（3）道路的修建等，（4）养老、济贫、赈济、慈幼、医疗等救济事业，（5）公共墓地、义冢、浴室等慈善事业。历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则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其所兴办之慈善公益事业，对当时、以后之社会民生，均有极大之贡献” 。

此外，参与慈善与公益事业，也许是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重要理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乎没有公共的社会空间。上层是政府包打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负责。底层则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民间社会，家族制度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制度。然而，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小社会，终究具有极大的缺陷，很难超越血缘基础，为更广大的公共利益服务。在这种历史处境中，以出家生活为基础，同时具有普度众生情怀的佛教，恰恰可以弥补中国社会这一固有缺陷。也许正是这一理由，使佛教在中国与慈善公益事业密不可分，也使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从宗教社会学的维度看，佛教的中国化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佛教提供了中国固有社会所缺少的公共利益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