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文殊是从宝英佛土那边来的东方菩萨和文殊道场在东北方清凉山的说法，似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文殊在空间概念上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文殊又是佛家智慧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文殊是东方智慧的象征也并非空穴来风的随意立论。不过，李通玄所言的东方和西方与邓子美先生所讲的东方和西方在概念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以邓子美先生的东西方概念来比较两种智慧的不同风格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如果说东方文化的确表现出“静”的特点的话，那么，由文殊所表征的佛家智慧同样也典型地体现出由定生慧、直觉静观的东方气质。不过，这种智慧是否可以代表、象征和涵盖所有的东方文化并取得广泛的认同，则又另当别论了。

另外，面对所出现的现代性危机，有些西方学者也提出了到东方古老的“元智慧”中寻找对治良方的主张。他们认为，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生命的外化倾向和人与自身外在环境的紧张，将人变成“消费文明下的快乐奴隶”和“增长癖患者”，人实际上已经在这种物质、金钱、欲望、利益的偏执中被异化和扭曲，出现了放纵的“进步”和文明的病态，背弃了人类美好的本性与精神理想。这种所谓的发展和进步带来的却是人类的苦难和一颗受伤的星球。而使这种畸形文明和病态生存得以矫正和根除的整体有机观、灵性思维、和谐圆融、少少益善等大全中和智慧却完整地保存在东方文化的传统根脉中。所以，西方文明需要重新调过头来汲取东方思想传统中的生存智慧，用前现代的、非西方的思想来补救误入歧途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找回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那种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真正的生存和谐应当是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者。要通过节制人的野心和贪欲来达到人与自然资源间的平衡，以求得朴素简单的生存需求为限度，尽量回避人为地追逐生产强化和放纵消费的做法，最小限度地妨害自然，最大限度地防止生产强化，使“天与人不相胜”的纯朴和谐状态得以长久维持，同时要学会从内在的心灵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以此来重建新的文明发展模式和新的精神传统，重新恢复人类本有的美和圣性。

这可以说是另一种版本的“东方智慧优越论”，不过与李通玄当时的语境抑或语义已有明显的差异。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寻求文化互补、文化整合与文明重新定向的理论自觉。那么，西方学者欲通过迂回中国、迂回东方的方式重新进入西方思想，中国或东方学者是否也可以通过迂回西方的途径，“析异观通、舍短融长”，重新进入本土的文化与思想传统呢？

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