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的内在精神由四个方面构成，即：悲、智、愿、行。四者共同形成了完整一体的佛的精神。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无愿不成悲，无悲不为智，无智难以行。这里，“愿”即发菩提心，这是成就佛菩萨的首要环节；“悲”即慈悲，拔众生苦为悲，与众生乐为慈，最后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佛家的根本精神；“智”即般若，这是成就佛菩萨的关键所在；“行”可通俗地解释为将愿、悲、智付诸于普度众生的具体实践，这是佛教精神全部的落脚点。这四者其实不能分开，它们是四而一、一而四的关系。所有的佛、菩萨都体现了这四种精神，所谓菩萨“四德”，指的就是这四个方面。在大乘佛教里，菩萨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典型代表。他们修证的果位高于阿罗汉、低于佛。自觉者为阿罗汉，自觉觉他者为菩萨，觉行圆满者方为佛。所以，在中国佛教里，分别以文殊菩萨表征佛的智慧、以观音菩萨表征佛的慈悲、以普贤菩萨表征佛的悲行、以地藏菩萨表征佛的悲愿，并以五台山作为大智文殊的道场、以普陀山作为大悲观音的道场、以峨眉山作为大行普贤的道场、以九华山作为大愿地藏的道场。这就意味着在成佛的路上，悲、智、愿、行缺一不可，四者皆备方可圆满为佛。从这个角度上看，四种精神、四大菩萨没有高下之分，它们皆在各自的侧重点上表征着佛的精神和佛的理体。但是，大乘佛教也特别强调，一切诸佛菩萨莫不从“般若波罗蜜多中流出”，这也就是说，般若智慧是成就佛菩萨的关键，这也是佛法与所谓“外道”最大的区别之处。离开般若智慧，悲、愿、行皆失去了佛教特有的意义。所以，在大乘佛教中，文殊菩萨是诸佛之师、菩萨之母，一切佛菩萨皆受文殊教化，因此，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被当作“法王子”，而且往往是大乘法会中请法的首席菩萨，佛教圣地五台山也因此被称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佛学被称为智慧之学。从上述情形判断，文殊智慧哲学所处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另外，根据华严学中著名的“三圣圆融”的思想也可叠证此论。《华严经》尊奉毗卢遮那佛，而以文殊和普贤并列为上首菩萨和左右协伺，文殊主智，普贤主理，合称华严三圣。在华严三圣的关系中，文殊、普贤为因，毗卢遮那佛为果；在文殊与普贤的关系中，文殊司智，为主体；普贤司理，为客体。主体融入客体，相入相即，互摄互入，便是“三圣圆融”。这是对文殊所处地位与表征特性的另一种说明。

邓子美先生认为，雅典娜是西方的智慧之神，与之相对应，文殊也可作为东方智慧的一种象征。对东方智慧，文殊究竟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这种观点可以商榷和讨论，但在认为文殊体现了东方智慧这一点上，唐代李通玄早有高论在先，不过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邓子美先生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李通玄观点的一种现代回应。

李通玄所著的《新华严经论》以《周易》会通《华严》，在对文殊菩萨全面评述过程中，强调东方的智慧、光明优于西方的悲苦、黑暗，宣传中国佛教的智慧解脱精神。将文殊确立为东方智慧的代表，既抬高了文殊的佛教地位，又表明了东方智慧的优越性，可谓是以《周易》会通《华严》所进行的一次方法殊异的“判教”。总体来看，其理路和结论既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又可自圆其说，虽不必完全征信，但亦可聊备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