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圆瑛大师（1878—1953）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新中国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一代爱国高僧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后人去思考、去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其征服中国的险恶野心昭然若揭。太虚大师（1889—1947）义正辞严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予以严厉谴责：“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主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大师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佛教徒发扬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人间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弭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全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他通电全国，呼吁中国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因为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献身国家而报之……无论信佛与否，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故吾人当有爱国之思想，而不容自外也。”

1939年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对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进行访问，沿路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与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细叙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会见了尼赫鲁、甘地、缅甸等各国僧俗人士，澄清国际友人的误会，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与物资支持。

文化名人俗名李叔同、出家名弘一法师（1880—1942）。抗战时期，身患重病，忏悔自己不能为国为民做什么。看淡生死：“大病从死”。自己处于生死边际还不忘救济难民，付嘱寺院当家师，把禅房寮房多腾出些，救济难民，共甘苦、同患难，并把别人赠送的一付贵重的眼镜卖了换作粮食，救济灾民。弘一法师开示：“念佛不忘救国！”

还有八指头陀寄禅大师和宗仰大师等皆大义凛然，履践了高尚的爱国抗敌气节。

面对外敌侵略，这些前辈、高僧们已交出了一份足以告慰先人启迪后者的出色答卷，这份答卷是用鲜血和生命，用爱国精神和佛法智慧共同谱写的。

三、宗教与国家密不可分

宗教离不开国家，佛教亦然，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一体无二。

有国才有家，宗教也是有国才有教。佛法住世间，不离世间觉，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佛教徒却是有国籍的。在任何时代，佛教和国家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的保障，要开展佛事活动、要弘法利生，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宗教如果没有国家作后盾，要想存在，要想修行传教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教主张知恩报恩，佛教徒每天的早晚功课都要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报四重恩即是报答父母师长恩、众生恩、三宝恩和国土恩。国土恩即国家恩，即爱国，热爱祖国；报三宝恩就是爱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