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圣严法师佛教教育理念的实践—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一）机遇：张其昀先生与圣严法师

在70、80年代的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中，首屈一指的私校为张其昀先生（1901-1985）在台北阳明山所创立的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18张其昀先生以其特殊、深厚且丰富的学识经历、政教背景19，竟可以在当时政治敏感时期，尤其禁止宗教进入高等学府的政策下，有能力在此学院内成立了佛教文化、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天理教、摩门教、印度、宗教与道德等研究所，并网罗各方人才，极力推动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专题演讲、座谈会。20在1965年成立的佛学研究所，纯属研究单位，历任所长有：张澄基、张曼涛、周邦道、圣严法师等，张其昀先生希望藉此让佛学研究能在现代科学方法与高深学术基础上，对佛教心性之学有深入的研究、实践与发扬，以实现其中兴佛教的愿望。21

当圣严法师于1969年申请到日本立正大学研究所的消息传开后，即获得张其昀先生的青睐，向法师索取其个人资料，将此一难得的殊荣二次刊登在当时国际知名的《美哉中华》画报上。在1975年，圣严法师获得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受邀参加「国家建设会议」，张氏即在会场主动对圣严法师表现得非常重视，并在1976年邀请法师到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任教，可算是最早邀请圣严法师任教职的高等学府。22这些际遇，特别是出家众在正式的高等学府为研究生上课、担任论文指导教授，这在当时的台湾佛教界，甚至在台湾教育学界中，是非常少见而难得的。23

由于圣严法师的留日博士背景，加上张其昀先生对学术研究的重视，当周邦道先生以年迈之由请辞佛学研究所所长一职时，张氏即委请其学生李志夫先生（当时正协助其筹组印度研究所），以及佛研所秘书长潘维和极力邀请圣严法师接任所长一职。虽然法师几次以各理由婉拒之，最终在几个条件具足下24，于1978年接下了已有十三年经营经验与资源的佛学研究所，也成为圣严法师办教育的起点：

「…我后来还是做了那个佛学研究所的所长，做了文化大学的教授，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终于有用了，这是我在国内办教育的起点。…」25

当时代的二位缁素大德，藉由佛学研究所因缘际会，牵引出未来超过二十年的佛教高等教育里程，这不唯是台湾佛教教育发展至此的众缘和合，更是二人对振兴佛教、推动佛教教育的共同使命而成就的佛教事业。

（二）挑战：圣严法师创办与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

法师在初接任所长时，佛学研究所的状况是：研究所基金四十万台币、为单纯的研究单位、每年仅例行举办一些主题演讲或座谈会，在张曼涛任所长期间办了三期的《华岗佛学学报》，有十几位长期的不定额护持成员，没有正式的研究员（学报是向国内外各学者邀稿方式），当然也没有研究生、正式的研究所课程或师资。法师在承前人所累积的以上资源之后，决定做五件事：

「我接任以后决定做五件事：一为继续出版《华岗佛学学报》；二为招收研究生；三为增添图书；四为扩大国际视野；五为成立『护法理事会』使经费能自给自足。其实，当时要做这些工作，对我来说是十分吃力的：一者我没有办教育的经验；二者出国很久，国内法缘不足。」26

因此，为了实现培育佛学研究人才，圣严法师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是：稳定的经费来源。故，法师在首二年维持研究所的现状，但积极的成立「謢法理事会」，加强募款机制、增加劝募与护持人员27，以期增加经费，努力朝向「招收研究生」的目标。其后，终于在1981年几经艰辛下，正式招收研究生。

佛学研究所在艰困的状况下招收三届的研究生后，文化学院因张其昀生病后的人事更迭、制度上的限制、其它宗教团体的抗议等因素下，曾一度停止招生，这是圣严法师接任以来的第二大挑战：必须决定是否停止招生，抑或脱离文化学院，另择校址继续招生。在一次探视病中的张其昀先生时，张氏鼓励圣严法师说：「法师自己办一所佛学院一定会比别人办得好，有些事不是等因缘具足才办，先办了自然会有因缘」。28这句话对圣严法师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鼓励了法师另择校址继续招生，因此有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创立。

圣严法师在重建北投的文化馆为五层大楼后，即于1985年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并于1987年立案为正式的财团法人教育单位，以稳定其未来的办学机制。随即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研究所的长远经营与办学质量的提升。自1978年至1991年的所长任期中，圣严法师首先透过不断向护持者传达其办学理念，努力让所有謢持者支持「培育佛教高等人才，佛教才会有明天」的理念，厘清教育是慈善与文化工作之根本等观念，以期让办学的经费可以稳定的成长。其次在研究所内部行政组织制度的建立方面，重新建构行政体系，以高薪聘请师资、研究员，提供研究生生活津贴；更清楚地划分理事会各层次成员的职权、工作程序，以使组织功能单纯而明确，避免行政与教学的互相干扰等问题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