尢智表对佛学的科学分析无微不至，涉及形式、方法、内容各个方面。

首先，就形式而言，佛经结构严谨，文字组织规范，与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一、六种证信序与科学报告。

其二、注疏之精密。

尢智表强调，佛经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便于阅读，也便于解读。唯有注疏之精密，分析之详尽，而有正确的归纳与推演，方能以简御繁；经中大意，一目了然，佛教的科学性尽在不言之中。

其三、文简意赅，天然真成——独创的句法与文体。

“佛经的造句，显然是受到梵文的影响，既不是六朝的骈四俪六，又不是唐宋的古文，略近于两汉的质朴，没有佶屈聱牙之弊，而有通俗流利之胜。” 尢智表如此评价佛经的句法与文体。

其四、译名之严谨。

佛教属外来文化，中国佛经是由梵文、巴利文翻译而成，故其托命在翻译。尢氏认为，“以译名和定名的严格来说，我国科学家还远不如佛学家”。正是因为佛经翻译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法则，加以大规模却又严密的译场组织制度，才使得佛经翻译“不但在义理上要求和梵本如形影样相像，就是一些发音的细小处也辨别得非常清楚。”“例如，‘摩诃衍’，‘般若波罗密多’，‘阿弥陀佛’，‘僧伽’等名，和现在英文的译名是完全相同的。尢智表着重强调：“一方面从梵译华，一方面从梵文译成巴利语，再从巴利语译成英文，中间经过几度的转变，而华英对照，仍如形影不异。”

应当承认，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实积数百年不断的进化，千数百人继续的努力”，方能“贯穴群经，撷其精英，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自建树一学术之系统者”，“成为有系统之编译矣”[5]。它的创造性、严谨性，或者说科学性不容忽视。

其次，作为方法，崇尚实验，佛学与科学亦相类：

尢智表言：“佛教不是单讲理论而不讲实行的”，知行并重，知行合一，“知即所以为行，行即所以为知，知之极就是觉，觉行圆满就是成佛。”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不仅《楞严经》是一部实验指导书，所有经律论三藏都是崇尚实验，指示实验的。”总之一句话，由理论到实验，再由实验到理论，科学佛学皆如此。

谈到方法和工具，自然要涉及到因明逻辑。他以比较的方法指出：因明三支与三段论法相同，唯次序相反，“断案（结论）即因明的宗，小前提即因，大前提即喻”，同时以金属、铝、传电作三段、三支予以说明[6]，因明“喻支是很稳健的归纳法，大前提的‘凡’字则颇易流为武断，盖铝之能否传电，尚待推断，何以在未断定前，就说凡是金属物皆能传电，岂非冒险。”据此他的结论便是：“用逻辑的三段论法便不如因明的有力而无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