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主客观的分离才有唯心唯物之辨；主客观的分离，才有对拥有绝对客观“真实”的莫名其妙的自信心。由佛教视野考虑，这一切所谓的科学事实——“真实”，始终是一种被主观的认知所加工和干涉过的“客观”，离开了主客观的相互交融，以及无法分离的联系性，其客观性的“真实”实属无处可觅。而人类不得不承认的残酷事实是，主观是有局限性的、可变性的，系受各种可知或不可知的因缘所左右的，因此，主观对客观的认知，也必然地导致了客观真理的局限性，“真实”的可疑性和变化性，从而确认科学也绝非绝对真理。科学会带来认识的收获，科学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使人们生活得日益舒适，但是，科学在发现一个规律的同时，却无法穷尽规律背后的规律，因果后面的因果，所以，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自然系统，当人们以为认识规律、掌握因果，并引以自豪时，我们往往得到的是社会、经济、自然对人类的凶猛报复。由此，佛教对于“真实”——诸法实相的把握，始终采取将主观与客观不相隔离，圆融贯通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方法，才是对世界实质、实相、实际的一种真切把握。如果一定要以人们所惯用的“体用”范畴来相配的话，那应该说由佛教视野出发，佛教应该是认识之“体”，科学是认识之“用”。

科学知识建立在实验室生活形式之上，以物理学和数学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数学的严密性和量化的特点，以及实验室生活的标准化和可重复性的特点，使得科学知识具有精确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而佛教的学识及其信仰，建立在佛教生活的形式和规范、修学体验之中，以信仰的世界观为基础，遵循着信解行证的精神旅程；因此，由于佛法的超越性和神圣性的特点，以及修学生活和体证过程的个性化，难以重复，使佛教的体验和阐述为科学理性所难容，也因而导致人们对于佛教所阐述的，修行者对“诸法实相”的体验之“真实”性，缺乏信心。因为，这种体验在普遍性和严密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但是，笔者认为，这并非说佛教的精神体验比科学知识更弱势、更低级，而是由于科学实验和修学生活的基本旨趣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科学的理论，以高能物理为例，也仅是人们对于物理世界所观察到的一切，包括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观察的一种解释；其中，所谓的实验是由人所设计的，设计者的主观意识对于实验结果的干涉作用，是否能排除于客观结果之外呢？不能排除，就说明此客观结果的“客观纯度值得商榷；而实验结果的整理、解释过程，更是人们主观意识活动主导作用的产物，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是人们对于实验现象、观察数据的一种理性架构。这即人类所认同的科学的“真实”之本相。

1927年，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关系，相当生动地昭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其自身的地位。 测不准关系是指在微观世界中粒子的一条重要规律，某些成对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如位置与动量、时间与能量等，其中一个量测得愈准确，则另一个量的误差就愈大。在此，测量什么，取决于测量者的主观意愿。这一发现，被西方学术界喻为”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经典物理学中，观察者处于较高的层次，这种观念带有不证自明性，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人一定比被观察事物高一个层次。 于是，把人设定为中立的、客观的，具有天然的主体性。然而，海森堡测不准关系则论证了在更基本的物质层次上，人与被观察对象处于一个系统之中，处于一个层次之上，人的活动直接歪曲、破坏着被观察对象的状态。测不准关系说明，人除了有意志、意识、目标之外，什么也不特殊。这与佛教对于众生的基本界定——有情识之外，和器界无甚差异，可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从佛陀的悟境到科学的实验，走到了同样的认知结论上。即使不信佛教、不想在佛陀的睿智悟境之中倘佯沉思，也应该在这振聋发聩的科学发现面前，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是谁？人常常被自己欺骗，心存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但又对自己无能为力；人将自身分裂，一个是自己臆造的雄居其它事物之上的、盛气凌物的地位和虚假的超越身份，一个是现实真切的与其它事物相平行的身份和角色。人就是这样一种二元性动物。其实，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佛教，能够让已经被科学的“真实”和实用催化得忘乎所以的人类，摆脱梦呓般的狂躁，从回归心灵的平和宁静，为社会带来和谐，为文明带来希望。也许，这种脚踏实地的心灵回归，才能真正使人不再梦想自己就是上帝、就是主宰，不再把自己想象为与众不同的英雄。由启蒙运动鼓吹的神乎其神的英雄偶象，在真正科学的殿堂和佛教的宁静境界之中，将被彻底击碎。

五

科学与佛教在本质上关注点是不同的。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越于物化世界的力量，反对用超越物质世界的原因和力量去证明任何物质现象及其发展过程。而佛教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精神归宿的重视，对精神慰藉的落实，相信超越于世俗物化世界之外的、清净的精神世界或精神寂静的境界的可实现性。由此，佛教以有情众生为本的立场和视角，决定其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中，注重从对主观的考虑出发，关注众生的精神领域。因此，对超物化的力量的肯定和否定，决定了佛教与科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及关注的视角的迥异。从认识方法上，佛教与科学的出发点不同。自然科学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去认识事物的各种联系并尽可能用经验去证明。佛教则以对主观认识能力、认识过程、认识本质的考察出发，去研究和界定众生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支配的界限、性质和程度。而表现在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方面，科学技术所凝聚的巨大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物质水平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形态的不可阻挡的变化，但这种发展所拥有的对文明和人类精神与生活家园的破坏力量，正日益受到高度关注。而佛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对精神世界的调适作用，并从而带来的全面准确关照现实的众生处境，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也正在日益显现。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有科学视野中的佛教，也需要有佛教视野中的科学。佛教与科学只有清醒认识到各自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做到互补融合，改变历史上或对立冲突，或予以替代的幼稚做法。对立冲突、相互替代都不是解决佛教与科学关系问题的好方法。正如人类在需要饮食起居的满足的同时，也需要艺术哲学一样，人类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也需要精神的食粮和信仰的归宿。各施其能，和睦融洽，相互砥砺，是科学与佛教的最佳关系。人类应当健全，排斥科学或诋毁佛教都是不足取的幼稚、未开化的表现。

[1]《科学和宗教》，见商务印书馆《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1979年版P183-184

作者简介：

金易明，上海市佛教协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