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孝顺’与‘报恩’

儒家以孝为中心，把这种仁爱恭顺父母之心推广到君王则忠诚，推广到兄弟则友爱，推广到夫妇则和睦，推广到朋友则守信，推广到天下人民，则能敬爱天下的人民。这种‘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经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在中国社会不断得到强化。汉魏两晋时，‘父为子纲’成了封建社会精神道德支柱的‘三纲’之一，进一步巩固了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宋代，经过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父子君臣’更成了天下之定理，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了封建道德的金科玉律。由此可见，儒家‘孝’的特色，是子绝对服从于双亲，臣绝对服从于天子。换而言之，凡是双亲的命令和天子的敕旨同样是绝对至上而必须遵守的，以此谓之‘孝子’。是以父子的关系，形成‘绝对者’与‘服从者’的尊与卑，来定为‘孝’的伦理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见，儒家强调孝道的重要，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而才要求人们被动地顺从。佛教东来，为了适应中国的孝道文化，把行孝看成是守戒之总纲与前提。《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12］于此佛陀明确提出‘孝名为戒’，可见孝在大乘佛教中处于何等位置。更重要的是，佛家的孝是根据后天经验，由体认父母无限的恩德而来的，说明‘孝顺’的原因是‘报恩’。后汉安世高译的《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晋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和姚秦鸠摩罗什译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等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描述特别深刻详细，可见佛教孝道的本质，确实根源于‘报恩’思想。这对不分好坏而绝对服从的儒家孝道理论正好是一个修正与补充，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四，造就了一个礼义之邦。

5、‘大同社会’与‘人间净土’

‘由小康到大同’，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理想的社会。‘大同’是‘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选贤任能，是一个和谐至善完美的社会；‘小康’则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是讲信、义、仁、让，有礼、有次序、和睦安定的社会。

佛教中的净土，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完美的体现。净土世界中一切人物、自然景观都是庄严、清净、完美、良化的。历代祖师大德们一直致力于把人间净土化。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印顺导师的‘人生佛教’为人间净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星云大师、证严法师、赵朴初老居士将人间佛教付之行动，引导民众用佛法来化解自己面对的世间、出世间的种种问题，充分发扬佛教义理和无我济世的菩萨精神，通过自心的净化达到器世间（环境）的净化，及有情世间（大众）的净化，从而实现人间净土。正如《维摩经·佛国品》所云：‘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对‘大同社会’、‘人间净土’理想社会的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五。

6、‘仁义’与‘慈悲’

千百年来，‘忠恕仁义’一直是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其中‘仁’是人的本质特性，其内涵是指爱人，‘仁者爱人’。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的‘大慈大悲’思想深化了传统的‘仁爱’思想。龙树菩萨以‘慈’定义‘爱护’，以‘悲’定义‘怜悯’，将慈悲的对象扩展至一切众生的身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大慈’能与乐，‘大悲’可拔苦。体现慈悲的精神，才是尊重‘人权’的真正意义。这种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慈悲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一，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