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

宗教的戒律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制定的。佛教戒律是针对出家修行之人所规定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中国的僧众集合在一起以后，禅宗大师百丈禅师创造了清规来补充戒律，和戒律同时并行，这是一种双轨制的管理。清规不是原来印度佛教所有。中国寺院的生活按照整个戒律和清规来执行。佛教戒律不杀生是很重要的，意味着不能从事农业劳动，锄地的时候会挖死蚯蚓小虫的，会杀生犯戒。而中国禅宗提倡农禅并重，这是中国僧人的创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天不劳动就不能吃饭，从方丈、首座开始，每人都要参加劳动。这个中国佛教的传统是中国环境推动它形成的。在佛教戒律里，并没有禁止肉食的戒条。佛教传来中国后，从汉末直到梁初，包括出家僧尼在内的佛教徒，也仍然是吃荤的；到了梁武帝萧衍，基于统治需要，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僧尼（以及一般信徒）一律吃素。

（二）僧官制度的设立

僧官制度的设立，是中国的创造。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皇权要控制宗教的活动，设立僧官佛教。中国的僧官很多就是请德高望重的僧人担任。由于有这种管理，佛教的活动受到中央政府的掌管。佛教过去见到皇帝是不拜的，与皇帝矛盾很大，中国的皇帝认为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子民，他是天子，家天下，无论出家在家都一样，哪有见了皇帝不跪拜的？历史上有多次的冲突，后来，中国佛教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君臣关系僧人向皇帝称臣，中国的皇权高于神权，对任何宗教一样，这是中国的国情。一定要抵抗中国的国情，宗教的传播就会受到影响，佛教的传播是契时契机的进行调整，和尚对皇帝称臣，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印度不一样，从事政治的见了宗教的都要跪拜。

（三）佛教修行方式的中国化

在生活上面，印度僧人是托钵为生。中国僧人不这样，也不允许挨门去要饭吃。这是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强调气节，“不食嗟来之食”，所以在中国乞讨是会被藐视的。中国的僧人自己做饭，自己煮炊。这种活动带来中国佛教生活的很大变化，要筹措资金，经营山地，田地，要治理产业，有寺院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印度僧人不持金银很不相同。寺院的田地山林等属于集体所有，不允许分，一直维系到解放前，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大。寺院经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过于膨胀以后，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反弹，没有经济又作不了事情，宗教活动会受到影响，过于膨胀引起反弹。僧人如何掌握好这个度很重要。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主张吃素。印度佛教中讲不吃荤，是指不吃葱蒜韭菜等带刺激的东西，不是指动物的肉，因为印度僧人托钵的，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能叫信众特地为你做饭。中国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梁武帝，文武兼备，又通佛经，是虔诚的佛教徒，提出僧人不能吃肉，不能喝酒。从此以后，中国汉地的僧人就不吃肉也不喝酒了。　这些是中国佛教根据中国国情在生活方面作的调整。

结语：

维系社会安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法律，一是通过道德。在世界各民族中，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以此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笔者相信，在现代化的中国，佛教必能进一步与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相结合，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中国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释常慧，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重庆千佛寺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