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例如，从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中国佛教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这既是对佛陀创教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挥，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同时，中国佛教比较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各个宗派虽然在判教时都是兼融顿渐，以圆为究竟，但都是视顿高于渐的，中国化最为典型的惠能禅宗则更是以“顿悟成佛”相号召。若从修行实践上看，中国佛教比较崇尚简易性，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而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特色。

中国佛教还具有十分显明的调和与圆融的特点。佛教本来就十分强调众缘和合，认为万法皆是因缘和合而生，在强调“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中国文化氛围中，中国佛教更表现出了调和圆融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天台宗“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华严宗“法界缘起”和禅宗的“以空融有、空有相摄”等理论学说中，而且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佛教自传入始就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的矛盾冲突，不断地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同时，在对待佛教内部的差异方面，由于印度佛教本身就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区别，而中国地域广阔，社会环境多样，佛教传入中土后，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易形成不同的学风或学派宗派，当分属不同思想体系的佛教一起来到中国，并出现不同的佛教理论学说时，就有一个如何解释佛教自身的差别，如何统摄佛教不同派别、不同经典学说的问题，中国佛教通过各种不同的判教学说，对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进行了调和融合。

而中国佛教最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则是它把印度佛教中蕴含着的对人或人生的关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与发展，形成了它特有的重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特点。中国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与传统的儒、道并列成为传统思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有关，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对生死问题关注或解决不够等某些缺憾或不足，另一方面与佛教在同中国儒道等的冲突与互融中日益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日益铸就其现实性的品格也是分不开的。佛教所蕴含的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在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②］。

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一方面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所做出的随机调整，另一方面也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和基本精神密切相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具有一种关怀现实人生的入世精神和现实主义品格，因此，本质上追求出世解脱的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日益获得了关注现实人生的品格，立足于“众生”（人及一切有情识的生物）的解脱而强调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国则更突出了“人”的问题。宋明以后，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表现得更加充分，“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③］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憨山德清明确提出“舍人道无以立佛法”，并解释，这里“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④］。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终于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近现代复兴的中国佛教更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团体和佛教文化事业，均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中国大陆的佛教目前也正在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这样，“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不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肯定，而且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

但是，中国佛教的入世化倾向并不影响它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讲求“出世”的宗教，因为它毕竟不是以入世为最终目的，而是视入世为方便法门，以出世解脱为旨归的。中国大乘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思想为佛法与世间法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国佛教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所宣导的“出世不离入世”实际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