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绝大多数佛经译在洛阳，白马寺则是重要的译经道场。恒帝.灵帝时期，西域佛教学者相继来到我国，如安息的安世高。安玄，月氏的支娄迦谶.支曜，天竺的竺佛朔，康居的康孟祥。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捐王位之荣，安贫乐道，夙兴夜寐，忧济涂炭宣敷三宝，光于京师（洛阳）”，他大约是在晚于永平之岁九十余年来到中国的。从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的二十多年内，他在洛阳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佛经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月支人支娄迦谶，“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于恒帝末年来到洛阳，不久即通华言，当时在洛阳译出《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昧经》等佛经二十三部，六十七卷。相传这二位译经大师都曾长期住在白马寺住持译经事宜。安世高重于宣扬坐禅法，偏于小乘内容: 支娄迦谶重在宣扬般若学，多大乘内容，为当时佛学二大系统。竺佛朔于灵帝时携经来洛，在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与支娄迦谶合译出《道行般若经》，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合译出《般舟三昧经》，由洛阳人孟福.张莲笔受。此外当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大力、 安息的安玄、康居的康孟祥、康巨，以及受教于安世高而和安玄合作译经的汉人严佛调等十多人。至东汉末年，共译出佛经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

我国讲经可能即始自安世高。相传他善汉话，在洛阳讲经“听着云集”。还相传，他为避关洛祸乱，前往江南，故南方佛教也得以流传。当时上层统治者中，汉明帝、楚王刘英皆尚佛，汉恒帝并已在北宫供奉佛祠，故《汉后书.西域传》中有“楚王英始盛斋戒祀。恒帝又修华盖之饰”的记载；襄楷上书也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的话。与此同时，佛教也逐渐在京师民间流传。就是说，佛教在东汉末年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三国志.刘繇传》说，汉末献帝时，丹阳人笮融“乃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着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众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种壮观的场面，可以看出东汉末年佛教由国都洛阳向全国各地传播流布的情况。“中国佛教传于洛阳”这话是很合乎历史真实的，据记载，曾受教育安世高，并与安玄合译《法镜经》的严浮调是我国第一位汉族僧人，他所著《沙弥十慧章句》，为我国最早的佛教撰述。

曹魏时，佛学上的重大事件是戒律的传人。《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称：中天竺僧人昙柯伽罗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佛祖统纪》谓在嘉平二年即公元250年）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的第一本佛律《僧祇戒本》（或作《僧祇戒心》），立羯磨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后世律宗即尊昙柯伽罗为初祖。天竺僧人康僧铠（或谓康居人，以姓康故），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着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安息人昙无帝长于律学，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书后来一直在汉地流行。此外还有龟兹的帛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无量清净》等五部经。上层人物如魏明帝曹叡曾大修佛塔。陈思王曹植喜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等。

随着佛教的日益传播，汉人辞亲出家者渐多，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以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汉族僧人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僧人。据《高僧传》载，“他出家以后，专务经典”，“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末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费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后在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有居士竺叔兰等译为汉文。朱士行则于八十岁时身殁异乡，“散行于于阗”。

三国时，西域僧人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孙权曾拜支谦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

西晋时，国都洛阳的佛寺已达四十二所，“寺庙图像崇于京邑”，朝野信奉佛教已较为普遍。时有原籍天竺、世居敦煌郡、人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在洛阳译经。竺法护早年随师父竺高座游历西域，获梵本经一百六十五部，后曾到长安、洛阳译经，为东汉以来所有译经者之中翻译最多的一个。当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安息人安法钦、法立、法炬等。

西晋建兴年间（公元313-317年），沙门法始在洛阳宫城西门创立佛寺，彭城人净检诣寺听讲，借经颂读，遂依西域沙门智山剃度，受十戒，后又在洛阳从大僧受具足戒，成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比丘尼传》将她列在传首。

北魏洛阳号称佛国，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笃信弥繁全刹与灵台比高，广殿等阿房等壮。”单是在洛阳的西域僧人就有三千多人（《洛阳伽蓝记》）。据记载当时我国北方地区，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人：南朝梁有佛寺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

自东汉初传，经魏晋南北朝达约500年的弘扬、传播和发展，佛教已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延及隋唐，佛教臻于鼎盛，佛教中国化也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