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的活动中心是在南方，尤以最大城市上海最集中，佛学研究和刊物的出版，有了一定的新气象。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佛学刊物是《觉有情》、《弘化月刊》、《觉训月刊》等。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创办了《狮子吼月刊》。竺摩法师在香港和澳门两地主编《觉音》月刊。这些刊物在当时起到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与前30年相比，内容更加关注现实，不象《内学》和《微妙声》那样更加注重历史教义的考证与训诂，像《狮子吼月刊》和《觉音》等刊，致力于宣传抗日思想，对推进抗战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竺摩法师曾说：“今又承诸同志聘为本刊主编，实无兼顾之力，第念国难教难，双重威逼，维护文字，发扬正义，亦为凡人应尽之天职，故不揣谫陋，毅然以赴。唯愿各方大德师友，鉴察微诚，时加指教，以匡不逮，并锡（赐）鸿文，藉张法眼，则慧泽均沾，岂仅有光篇幅而已。”[5]当时举国上下关心的是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远离政治的纯佛学研究，因而不能成为热点。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又陷入内战之中，佛学研究并没有马上好转。1945年2月王恩洋居士在四川创办了东方文教研究院，发行《文教丛刊》。王恩洋在发刊词中说：“今《文教丛刊》竟得于空前浩劫期中创刊出世，庶几亦！先师（引者案——指欧阳竟无先生）悲学之意欤。”[6]这份刊物的宗旨是发扬支那内学院的传统，“以发扬我国固有学说及佛学，并融摄西方学说，以期改造人类文化为主旨。”[7]除王恩洋先生外，学者吕澂、田光烈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佛学的文章。1947年8月出版第8期后，就没再出版，一共存世2年。1947年，北京佛教界曾经创办了一个名为《世间解》的佛学刊物，上面刊出不少有份量的文章，但是这份刊物也就在二年以后也停办了。此外，还有一人《现代僧伽》也属于纯佛学的刊物，该刊发表的文章质量一般，仅出版一年。

除了以上各刊外，据许国霖先生在《微妙声》发表的《佛学论文索引》[8]，经常刊登佛学文章的刊物，还有《现代佛教》、《威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人海灯》、《佛教评论》、《人间觉》、《四川佛教月刊》、《佛学半月刊》等。由学术界办的刊物则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国学季刊》、《金陵学报》、《辅仁学报》、《燕京学报》、《东方杂志》、《学衡》等经常刊登佛学文章。可以看出，本世纪前三四十年的佛学研究是异常活跃的，不管是佛教界还是学术界都为此投入了不少的力量，这一方面固然与近代佛教复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学术界的重视有很重要的关系，许多学者，不管是从外国回来的，如汤用彤、陈寅恪等人，还是在国内一直从事讲学、学术研究的人如陈垣等人，都对佛学发生过强烈的兴趣，由是在教界与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本世纪上半叶的的确确掀起一个佛学研究的高潮。

二

50年代仍在发行的佛教刊物主要有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的《觉有情》，上海佛教青年会会刊《觉讯月刊》以及弘化社(后由上海佛教协会)出版的《弘化月刊》之三种。[9]不过随着佛教界的调整，以上三种刊物分别于1953年4月、1955年9月和1958年7月停刊。1950 年北京创办了《现代佛学》一刊，此刊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一直在全国发行，但在后来的环境下，还是未能逃过停刊的命运，最终于1964年6月《现代佛学》。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主要佛教刊物和唯一的佛学园地，此刊集中了国内的佛学精英的作品，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佛教的唯一见证，所以它的重要地位更是无可替代了。据王雷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10]一书统计 ，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大陆共发表佛学文章为1003篇，其中最少的年分是1966年，仅发表3篇。最多的年分是1953年，共发表99篇。平均每年发表58.1篇。这些文章绝大部分刊登在《现代佛学》上，仅有极少数个别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和《文史哲》、《新建设》等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上。所以《现代佛学》成为了解中国大陆50年代至60年代佛学研究情况的主要窗口。

1967年到1974年间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发表过一篇宗教文章。1974年发表佛学文章一篇。1977年以后，佛学文章渐次增多，到1992年时，中国大陆全年共发表佛学文章达1125篇，一年发表的文章数量，超过了前17年的总和。然而与20世纪前半叶比较，世纪末佛学刊物的出版种类及数量，仍然没有达到世纪初的水平，现今中国大陆各种佛教刊物仍然只有二位数，最多也只是到了三四十种，如果再加上一些宗教学的杂志，也不过是50种左右。如今刊登与佛教有关的文章，涉及了文史哲的各种杂志报刊，可以说，只要是文科类的报刊杂志，没有不刊登佛教的文章的。当然，这些文章并不全是纯学术研究的成果，有相当一批是属于知识性、介绍性或佛教文化范畴的作品。但是，“从量上来看，佛教界主办的佛教刊物已占据中国大陆同类杂志的首位，成为佛教文化建设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质上来看，近几年随着佛教教团的重建，其水准也不低于海外华人地区的同类刊物。”[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