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把握清代佛教特点 梳理脉络以史为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杨曾文（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摄影：李保华）

开幕式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学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先生致词。

杨曾文：各位学者，各位法师，宗教局的领导，大家上午好。我作为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一员，今天以北京清代佛教为主题的研讨会的召开，感到非常高兴。多年来我参与过各种会议，做为一个寺院（指北京广化寺），举办这样连续性的佛教学术研讨会，而且每次都有成果，我表示赞叹。那么今年的研讨会，因为我对清代佛教没有更多的研究，我想下面谈几个问题，谈的不合适的，希望大家指正。

我认为研究清代佛教，清代北京的佛教，在佛教研究方面，应当属于加强学科建设性质，与往年的研讨会比较，明清佛教是中国当代佛教直接的出发点、基础。各大寺院几乎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物，它的宗派延续方式也基本继承明清佛教。

我想有几个问题经过研究，应当更多的加以注意。一、清朝历代的帝王和佛教的关系，清代的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清代的佛教制度。清代佛教制度应当说基本继承了明代的，但是也有点变化。因为它作为一个满族，在中国这么大领土上，过去在汉族做皇帝的政治环境当中，要调整政策。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只有两部书谈清代的佛教制度，研究还在加强，这是第一个应当注意的。

第二，是清初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关系，或它们各自的情况，满族人入关以前，就接触了藏传佛教。入关以后，藏传佛教也相当有优势，那么清朝在广大的国土上统治，运用儒家，也运用佛教、道教作为辅助，这方面怎么表现呢？应当加以研究。藏传佛教因为还有一个控制、笼络藏民、宗教界的需要，它特别重视。在清初形成了政治制度或称为宗教制度，这方面研究，目前局限在小的问题。在清初时期，这些问题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写一部书都不算多。

第三，是汉传佛教的状况。因为明末政治大变更，汉族知识分子士大夫，对于清代入关或者最高统治者统治全国心怀不满，反抗情绪很强烈，很多知识分子、士大夫逃入佛门，遁入空门。故而清代要做佛教的工作，要收笼一部分人，而且要排斥压抑一部分人，对汉传佛教有警惕心。我今天发表的论文就是例子，雍正帝撰《拣魔辨异录》，批判明末三峰汉月法藏弟子潭吉弘忍《五宗救》，因为那一派在东南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影响。还有正面的，有一些国师级的法师，但是他正面收笼、团结、招募一批佛教高僧，这方面也值得考察一下。

另外清代一段时间对文人的控制，如文字狱等，影响了佛教界学者文献整理和史书编纂，这方面应该加以考察。还有其它方面的，包括净土方面的也有很多的。文献方面的研究任务很多。

第五，应该研究一下清代末年，因为清代有五个时期，清初、乾嘉盛世、道光以后、鸦片战争，各个时期的佛教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一提（清代、近代）佛教就提太虚法师的定义，是说佛教界没落了，当时佛教叫鬼的佛教、死人的佛教，到底怎么样，全面考察，我觉得应该用历史来讲话。另外正面的谈到什么，如果没有正面，不可能在近代有复兴的可能。一个种子烂根、烧成灰就不能再发芽，这方面要考察。

最后，是清代末年，不仅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过去我们比较回避这个，太平天国曾把江南的很多佛经佛书烧了，还有儒家的经典，所以梁中书也提出来重新刻佛经，当年刻经处的成立，就是因为没有经可读了。过去因为史学界忽略了这个问题，对于怎么忽然出现刻经处不知其缘由，这个方面也应该加强研究。现在我知道北京有一个公司正在做这个工作，将各个地方的刻经处都加以研究，我觉得很有必要。

此外，是清代末年，由于危机所在，佛教界有识之士愤然提出振兴佛教以及事件行为等，都值得研究。

以上我讲到的几点，相信我们的清代佛教研究在北京做个开头，也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今后把明代佛教研究好了，把清代佛教研究好了，从而使我们当代的佛教的研究，有个更踏实的一个参照。

我预祝大会成功，谢谢大家！

开幕式主持人：谢谢杨曾文教授。

作者简介：杨曾文，生于1939年12月7日，山东省即墨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著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隋唐佛教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