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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多从静里来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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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教授 我最喜欢方老师斑白的两撇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还有他说话的神韵。方老师语速很慢,身体不适时更是声若游丝。慢却稳妥,说话办事,一二三四,有条不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别人跟方先生说话,颠三倒四

方立天教授

我最喜欢方老师斑白的两撇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还有他说话的神韵。方老师语速很慢,身体不适时更是声若游丝。慢却稳妥,说话办事,一二三四,有条不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别人跟方先生说话,颠三倒四说了一大通,搅得人发晕。方先生一直垂睑静听,面无表情,简直像走了神。可等别人一说完,方先生马上应道,你刚才说的是三件事,第一件……再乱的一团语言麻绳,也被他轻描淡写理清了,桩桩件件、分门别类给答复。我在旁边见了,折服不已。

方先生荣衔颇多,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很多,备受各方尊重,可你平时与他交接,从没见到他多么高调和张扬。听头衔明明炙手可热,观其人,却到底只是冷清角落里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这个人,一点儿没有“气焰”,却热度逼人。你禁不住要惊叹:他是怎么做到的?

生平简介: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人。195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任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人大佛学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佛教学者。

主要著作:《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法藏》、《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等。出版有《方立天文集》(六卷本)。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1933年3月,方先生出生在浙东的农村。方立天一直记得他小时候摸鱼的那条小溪,还有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的烧香拜佛,半夜里叫他起床,走四十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佛像后面那个神秘的世界,如一颗种子,就此埋入了方立天幼小的心灵。

这个乡下孩子没受过像样的基础教育,读小学的时候正在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兵荒马乱,书读得断断续续。1949年,他刚刚从永康县初级中学毕业,常规的求学历程被打断了。1950年春,方立天来到上海,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短期学习,然后留校工作。

整整六年的时间,他在教务科打杂,当过校长文书,给领导写材料,也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过助教,上过中共党史等课,辅导过政治经济学等政治课程。那些杂事,方立天一言以蔽之,曰“浪费时间”。他风华正茂,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并为此担忧了。

期间,因为干部学校校长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老战友,方立天被派去复旦大学听课。他生性沉静寡言,独好读书。去复旦旁听,是他在干部学校工作期间,难得的一个美好记忆。

方立天至今还记得1956年某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有条半个巴掌大的通知,是当时行政院的通知,欢迎大家报考高等院校,其中在职青年参加高考的,任何单位不得阻止。当时方立天还不清楚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但对好学的他来说,这就是政务院专门发给他的通知。

方立天的目标是北大哲学系。他沉静好思,自然地倾心于理性思辨的哲学专业,至于学校,他要报考最好的。

只有两个月时间准备了,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方立天分析了一下形势:政治、语文,没问题;历史地理,加紧学习也能过关;最怵的是作为参考的数学。他想,既然只是参考分,大概只要不考零蛋就行了,他因此决定放弃自学高中数学,只把初中学过的数学复习一遍。他还准备了一篇作文范文,居然押对了题。

那一天,方立天一进宿舍,看到桌上摆着自己的一封信,来自北大招生办,他双手一拍,好,中了。果然如愿以偿。他当即出门买了套新衣服,请假回了趟家,就意气风发地北上了。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

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洪谦、郑昕、张岱年、任继愈、任华等人都还在站讲台,图书馆藏书国内第一,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即使在冯友兰靠边站之后,作为中国哲学史课代表,方立天还是有机会与冯先生有较多的交往。在踏入学术殿堂之初,就有机会亲近先哲,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这为方立天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石。

在北大5年,其实正经上课的时间不到两年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方立天不是风流人物。一来他出身地主,二来还有“污点”。1959年,他参加北大和人大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去考察河南、河北等地的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较真的方立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把四亩地的水稻移植到一亩地里,这样“放卫星”,不是弄虚作假吗?方立天提出质疑,结果是北大因此开了他的批判会,方立天淡淡说:“开批判会的时候要求我做笔记,我很硬的,我不服。本子有多大,我在上面打的问号就有多大。”好在他没有反党言论,当时定性属于粉红色道路,还不算白专。但批判的人也说了,粉红色更坏,更有欺骗性。

政治“落后”,是没办法的事了。但方立天从不放弃学习。只要一有机会,就泡在图书馆人文阅览室。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方立天就坚持两点:第一,做人不能坏,把握住这个度,不留下人生污点;第二就是要学习,他坚信,现在这样的形势是不正常的,以后总会变化的,现在好好学,以后总有一天能用得上。这道理,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但心里的主意却是坚定明确的。无论是大学求学阶段,还是后来工作期间,方立天都严守这两条原则。

毕业是在1961年,国内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即使这样,方立天也不乐观,出身不好,政治上又不是“进步人士”,他很苦闷也很消沉。毕业生可以填四个分配志愿,方立天填的一水儿青海。

谁也没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哲、西哲各一人,其中中哲的人,就是方立天。

方立天总结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两个转折点,一是考上北大,二是分配到人大。这样专业对口,以后没浪费时间。方立天的另一个总结是:人生浪费的两段生命,一是1950到1956年,二是文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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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晨希]

标签:方立天 佛教 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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