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耕不辍方立天”——我心中的方先生

在当今学界，有这样一位在学术界耕耘半个多世纪，在高等学府执教50年的学者，他勤勤恳恳的在佛学和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摸索了近半个世纪；他秉承立身有道、学有专长的人生信条，自强不息、双耕不辍；他在著作等身，誉满学林桃李满天下之时，低调而谦和，在面临浮夸学风侵染之时，冷峻而严谨；他“端着一杯水，背着一个学生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泡图馆”，于故纸堆中苦求真理，成为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佳话；他几十年如一日，写作出版了《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慧远及其佛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法藏评传》等17部著作，发表了370余篇学术论文；他的研究遍及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今译、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和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等各个领域，“遵循着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轨迹，渐入佳境”；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成为莘莘学子登堂入室，迈入佛学与中国哲学般若殿堂的开门之作。他，就是饮誉海内外的中国佛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哲学、宗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心中敬慕的方立天先生。

同许多人一样，我是读着先生的书跨入佛学研究殿堂的，而我的学术之路，也与中国人民大学有着说不清的前缘，因此对先生、对人大，我都怀有一份特殊的感念之情。多年来，我与先生的交往虽不甚多，却有如清茶一杯——虽然清淡，香却高远，于心中早已将先生视为师长、视为知己。方先生的人品、学品、师品，都为晚辈所深深敬仰。“悠悠五十载，弹指一挥间”，时值纪念先生于中国人民大学任教50周年之际，忆及同先生与人民大学的殊胜因缘，还要从我那条原本就不平坦的学术之路谈起。

众所周知，我原本与佛教是无缘的，然而，大千世界中，我却最终选择了佛学研究这条荒芜而又充满荆棘的学术之路。我们这一代人，几近与新中国同龄，伴随着国家发展探索的脚步慢慢成长起来，经历过贫穷与苦难，经历过挫折与磨练，经历过心怀报国之志而不得成的悲苦，也经历过凤凰浴火而重生的喜悦，却于时代的洗礼中造就了一番“甜要吃、苦也要吃”的精神与“宠辱不惊，得失两忘”的情怀。因为此，我相信“数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的道理，不服输，不气馁；因为此，在我的研究之路上，不可避免的对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非常关注，弃医从文的抉择，不能不说是冥冥中于偶然却又似乎含有必然的意味。

还记得那是1985年，我怀着惶恐，也充满着自信，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博士研究生。虽然甘先生以其殊特的见地，寄希望“鸡窝里或许飞出只凤凰”，表示愿意接受我这个出自旁门的弟子。然而，我却于考试前被招生办拒之门外，无可奈何地离开人文荟萃的北京城，原本被希望充满的心，顿时变得空落与荒漠。大概就是在这一次，审计署工作的一个朋友，从丰台的会议上带回两本赵朴初先生编写的《佛学常识》的小册子，信手转送给我。归程中，火车车轮与铁轨单调的撞击声，以及车箱内惨淡昏黄的光，摇晃着原已空寞的我，更是昏昏欲睡。百无聊赖中，借着那微弱的光，我信马由缰地倘佯在华妙难知、玄奥生涩的佛理之间。或许是缺乏佛学的慧根，我不能说，就在那一场车箱夜读中顿时开悟，但确实是它让我不能自已，并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不眠之夜。自此，我才开始懂得什么叫佛学，什么是缘生；不仅知道了三法印、四谛、八正道等佛学概念，而且空即色、色即空、当体空，这种高度理性化的辩证思维在我的认知系统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应当说，这是我赴京赶考唯一的收获，也是开启我日后学术道路的重大收获。因此可以说，赵朴初先生是我的佛学研究的启蒙。

直到度过了第三十八个炎夏之后，我终于踏上了“西出阳关”之路，成为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博士弟子。入学第二年，导师便允许我开始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并为我确定了《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这一冷僻且与玄奥难解的唯识学关系甚密的课题。在各位前辈的指点与鼓励下，我决定从思想史入手研究佛教史，立足于社会，揭示非神圣形象异化本质的跨学科研究。然而佛教毕竟是一个有着“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庞然大物，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神学唯心体系”（《佛教哲学》序言），佛学又向来以其严密的思辨性和难以言喻的名相概念而夙称难治。我也曾为之感怀：“这一研究并非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也不是烈日炎炎下的林荫小路。它只是一块遍生荆棘的荒原。‘本无家可出，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是家门口。’”（《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我深深的懂得，要想完成这样一项研究，仅凭我对佛学那曾经的一点亲近和了解、凭借所谓的聪明和天分，都是不足以做出深入与扎实的研究成果来的，“只有在坚实的土地上起步，荒原中才会走出通向未来的小路。”恰在此时，1986年，方立天先生与那本带着墨香的《佛教哲学》，走进了我的课堂，成为我佛学研究的入门向导。

与方先生的初次相识，是在西北大学，那时的我只依稀记得，眼前的这位先生，就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经追随多位国学大师学习，而后又到中国佛学院进修8余月，受到诸位法师与一流佛教学者言传身教的方立天先生。在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曾受到十年浩劫的摧残，饱经忧患，如今终于厚积薄发，正在一步步走向辉煌，不由自主地在心底对先生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当时的我虽然求知若渴，亦步亦趋，追随张岂之先生身后，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然而毕竟专业不同，加之方先生的崇高的人格和学术地位，与我不善与人交的禀性，即使有当面求教的奢望，最终还是望而却步，虽然是心仪已久，但依然失之交臂，至今想来，不无遗憾。

但是，方先生一直都是我的佛学研究的导师，他的那本被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誉为：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受到学界、教界共同推崇的《佛教哲学》，是我佛学研究的向导。提起这本书，围绕其上的光环可谓不计其数：1986年获得中国图书荣誉奖，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优秀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部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本书的入门之功”（魏德东：《方立天先生学术学术思想述评》），我也不当例外。当时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史和经说居多，很多常用概念一带而过，对于未能登堂入室的初学者而言，不仅晦涩难懂，更由于方法问题而难以卒读，很少有宏观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学术著作，更缺乏一本能够深入浅出，适合作为佛教入门书的权威论著。《佛教哲学》就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如其所言，本书就是“为了适应文科大学生和研究生，尤其是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等专业学生了解宗教的需要”而专门撰写的。我就是当时这本书的适应对象，也是在方先生的这本著作的推助下，才得以登堂入室，并转向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的学习。

方立天先生曾跟随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郑昕、洪谦、任华等学术大师，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位法师，还有周叔迦、虞愚等著名佛学研究者学习哲学与佛学，这些学者，无论是在佛门之中，还是在佛门之外，无一不是于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同样精通，学贯中西印的大家。方先生曾说：“恩师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的治学态度及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当时我是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因此对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更多了一层了解。……先生深入浅出的讲授艺术、严密的逻辑论述，使我们受益匪浅；他幽默的讲课风格，至今仍历历在目。”（方立天：《我与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就是在这些大师的悉心指导下，方先生的佛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视角之上而对两千五百多年的佛教文化作出总结与解析的，自然能够继绝学于往圣，启愚蒙于后生。

《佛教哲学》一书以佛教哲学问题为纲，从宇宙论和人生论入手（在此后的修订中，又加上了认识论的部分），按照佛教历史的发展进程，叙述了佛教哲学的演变，对佛教哲学的基本内涵做了准确而精要的概括，从而简略地勾勒出了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读罢该书，印象至为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内涵丰富、架构巧妙。本书并非鸿篇巨制，其特点不在于详，而在于精，仅仅用18万字就涵盖了整个佛教哲学的精华内容。从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佛教哲学的综合性论述，其中包括对佛教哲学的构成、流派、历史和著作的介绍，以便读者对佛教哲学有一总体观念和历史感受，也便于读者日后的进一步研究；第二部分是阐述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侧重于介绍原始佛教的人生观，主要包括人生学说和伦理学说，也简论了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对这些理论的发展；第三部分是全书的要点，着重阐述佛教的世界观，其中包括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也较多地联系着认识论，这部分以介绍大乘佛教的观点为主，同时也介绍有关小乘佛教的观点。（《佛教哲学》序言）而后的认识论分析中则主要包括了禅观、般若中观、因明、顿悟、二谛等认识方式。总之，这一体系综合运用了价值学、心理学、认识论等现代研究方法，比较如实地反映了佛教自身的特色，同时充满时代精神，从而成为国内外各个层次的读者了解佛教文化的入门佳作。（魏德东：《方立天先生学术学术思想述评》）

第二，资料翔实，持之有据。判断一部著作的价值，首先是看它对资料的把握和对学术动态的掌握。方先生的这部《佛教哲学》，吸取了建国前后佛学研究的诸成果，研究范围广大，史料运用翔实，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视角开阔，所囊括的资料几乎包含了目前所见的各种佛藏内外资料，以及一些考古报告，不仅努力挖掘佛教典籍内涵，并在新时代中作出了新的发挥和阐释，代表了一个新的起点。为了能够取得到第一手材料，方先生更是长年累月地泡在图书馆里，人大图书馆甚至为他提供了一间专用的阅览室，于是便有了“端着一杯水，背着一个学生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泡图馆”，对搜集资料爬梳整理，于故纸堆中苦求真理的学术佳话。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特别值得当代学人好好学习。

第三，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我通常说，文字有三义，一曰字面义，二曰文本义，三曰诠释义。治学应首先关注三义，尤其是中国学术研究处在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汉语语境中。佛教本是舶来品，佛教哲学本来就以概念繁复难解闻名，其在印度和西域的发展中，其中意义就随经典与宗派的不同而多有游移，难以确定其内涵，更难以用现代语言准确传述。传入中国后，佛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中国学者采用格义之法，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中国思想阐述佛教概念，自古就容易有言不及义而错会、误读的情况，因此，要用现代汉语来表述佛教词汇，传达佛教义理，而又要做到准确简明，不至于看似“佛言佛语”以致“自言自语”，确非一件易事。而《佛教哲学》的高明之处，恰恰是在于其极为朴素的文风。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在若干佛教读物中最为普及流行，而为诸多学生、学者、甚至教界人士所共同钟情，实在是与其简单明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分不开得。这一点上，方先生确实很好的继承了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的优秀传统。对每一概念，都会不厌其烦的逐字逐句的用最简单的语言予以阐释，转晦涩为清明，转深奥为平易。这种对佛教概念、佛教义理、汉语文字的淳熟掌握和灵活运用实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而是方先生倾十余年的心血，深入原典悉心揣摩的结果，其发言立论，无不持之有据，而又举重若轻，一语中的，尽显大家风范。

第四，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佛教哲学》创作于一个学界与教界尚有很深隔膜的时代。方先生对佛教的认识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当时“宗教是鸦片”的大潮中，他逐渐认识到“宗教是文化”。方先生自言：“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我认为应当肯定的就予以肯定，认为应当否定的就予以否定。”在处理信仰与学术的关系上，方先生做到了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以此确保成果兼有科学性与深刻性。他采取客观态度和同情默应相结合的学术立场，一方面强调客观和理性，从文献资料出发，不持无根据的论断，摒除盲目和迷狂；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充满宗教情怀的人物及著作怀着尊重，精心梳理其学说主张，从中探取佛教哲学的智慧。方先生说：“对佛教的研究不能仅仅止于分析和考证而没有合理的批判。这种批判应当是说理的、与人为善的，不能伤害宗教徒的情感与信仰。” 他在这种比较冷静的研究态度中形成的客观冷静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由此，逐渐消融学界与教界的隔膜，方先生可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的博士论文的完成，除了恩师张岂之先生的耳提面命之外，不仅有汤用彤先生中西哲学的潜移默化，同样得力于方先生无形的导引。更有石公（峻）的主持下以及张立文先生的参与中，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也是我与方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因缘。毕业后，我留在了古朴与典雅的西北大学，尽管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辗转各地，所从事的是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但是，方先生的这本《佛教哲学》无论是从知识、方法还有治学态度上，都对我的学术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先生学识之淹博、识断和精审，及其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与作风，都是我终生的受用。而我与佛学的殊胜因缘，也注定仍在继续。如果说我在学术上还有些许成就，自然离不开像方先生这样的前辈的关照和指引。

如今，方先生在大学的讲坛上，执掌教鞭已经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已经成为我国佛学研究之重镇。中国佛教和佛教哲学研究的历史镌刻着方先生的名字，既展示着过去，并将赓续将来。抚今追昔，在我的眼中，他始终健步走在我们的前面，留下那深沉的脚印，引导我们向前，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

谨以此敬献我所崇敬的方立天先生！

麻天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