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纪念方立天先生从教50周年

方立天说自己“没有星期天”。这是他星期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阅读佛教典籍。（图片来源：中国民族报 摄影：佛音阁主）

但凡见过方立天先生的人，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位有着哲人风范的长者，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今年78岁高龄的方先生，一对已染霜尘的浓眉下，目光深邃而睿智，语默动静之中，让人如沐春风。熟悉方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一个习惯——泡图书馆，这个习惯是早年在北京大学养成的。当年，方先生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饱读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典籍。他工作以后，保持了这一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端着一杯水，背着一个学生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泡图书馆，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道风景和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佳话。

“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

1933年，方立天生于浙东永康的一个小山村，幼年时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因日寇侵略，方立天的小学没能连续念完。1949年初中毕业，1950年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继而留校工作。1956年，方立天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转折，也是我学术生涯的起步。”方立天说。从1956年到1961年，方立天在北京大学受业于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界泰斗。诸多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使方立天受到了一流的学术训练，形成了很高的学术标的，养成了良好的学风。“他们的治学态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是真正的泰斗！”方立天说。方立天曾经担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对冯先生的学术精神有特别的感受。方立天后来写道：“先生深入浅出的讲授艺术、严密的逻辑论述，使我们受益匪浅。他幽默的讲课风格，至今仍历历在目。”

或许与这一段经历有关，方立天在特别喜爱的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之间，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作为学习的重点。1961年，方立天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确立工作方向的时候，他进一步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哲学史为重点。这一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融合格局的形成，于是，方立天的工作不可分割地与中国佛教联系在一起。

“决定研究佛教，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选择”

“决定研究佛教，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选择。”方立天说，之所以决定研究佛教并矢志不移，主要是因为佛教内容丰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密切，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大。“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宗教研究都不太受重视，研究佛教所取得的成果和我国佛教具有的丰富内容太不相称了。正因为佛教研究被视为畏途，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所以投身其间，脚踏实地，埋头研究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方立天如是说。

方立天说，幼年时的心灵感受对其决定研究佛教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方立天回忆道，童年时候的小学校后面有一座小庙，里面供有观音、关公（关羽）等的塑像。“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早年的生活环境影响使我萌发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这大概也是促使我研究佛教的潜在心理因素吧。”方立天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从理智、认识上肯定佛教研究是一回事，从意志、行动上最后坚定地从事佛教研究又是一回事。”方立天说，确定以佛教为研究方向，他也是经过一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的。佛教典籍艰涩玄奥而又庞杂，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诸学科的知识都要具备。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佛学研究也没有很良性的氛围，“文革”期间，宗教研究者甚至被视为牛鬼蛇神。这一切，方立天都了然于心却矢志不渝：“我想，凡事都有它的另一面，困难多，条件差，成功的机会也可能更多些。”

同情默应与心性体会，是方立天佛教研究的重要原则

自196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方立天在教学与科研的沃野上辛勤地耕耘了半个世纪，其研究领域横跨中国哲学史、佛教和宗教学三大领域，但就研究方法来说，其核心是哲学研究法，这一特点在其佛教研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从他的处女作《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到成名作《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到名著《佛教哲学》，再到近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无不如此。

1986年，方立天的著作《佛教哲学》问世。当时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通史或断代史居多，却很少有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著作。方立天从宇宙论和人生论入手，对佛教哲学的基本内涵作了准确而精要的概括。此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共同推崇。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

“佛教作为宗教文化，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讲的，同时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作为宗教，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因此，对佛教宗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有‘同情的默应’；对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应该具有‘心性的体会’。这构成了我研究佛教的重要原则。”方立天介绍说。

在对佛教史料、中国佛教个案、佛教哲学基本体系、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等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以后，方立天开始致力于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概括。围绕这一题目，他撰写了100余篇论文，最终成果体现于《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2002年，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佛教界乃至政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部著作将中国佛教哲学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前所未有地以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概括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又特别从心性论和直觉论两个方面展现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成果。

“立身有道，学有专长”

“立身有道，学有专长”，这是方立天的座右铭。方立天认为，为人要正直真诚、志美行厉，而学有专长则可以为人民作出切实的贡献。

“‘修辞立其诚’，这是恩师冯友兰、张岱年对我最大的影响。人要诚实、真实，名实、言行、表里三方面都要一致，做学问不能哗众取宠，‘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治学是一种缜密深邃的思维活动，它需要上下求索，融会贯通。这就要求治学者静心，任何虚夸浮躁、急功近利都是治学的大敌。学习和研究，需要一种老僧入定的功夫，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方立天说。

“专一”是方立天学术研究的又一自觉追求。他很早就体会到“吾生而有涯，也知而无涯”，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研究范围不宜太广，不能对所有感兴趣的问题都割舍不下，在学术研究上必须敢于并善于做出选择。早在大学时期，他就结合自己的特点，在十分喜爱的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中间，做出了侧重前者的抉择。工作以后，他进一步选择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哲学思想做研究重点，并逐渐地将精力凝聚在佛教哲学领域。

2002年，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出版，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佛学家任继愈先生为其题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方立天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目标一经确定，就终身追求，矢志不渝。从他的第一篇论文到之后的专著，都是围绕这一方向展开的。今天，宗教现实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方立天与时俱进，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当代宗教和宗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方先生目前手头有几个课题，包括“宗教是文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他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勉，并坦言今后要着重于研究中国宗教的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不会停止我的工作，我要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尽力去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