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的全能才女 “千手观音”慈惠法师

慈惠法师全身散发着学者气息，享誉佛教界、学术界及文化界，由于她的才华洋溢，所以能为佛教文化、僧伽教育开创出辉煌的成绩。

激浊扬清，净化人心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慈惠法师，代表出席“第二届中华民国社会运动和风奖”颁奖典礼，得奖项目是“杰出社会风气改善奖”，藉此表扬该基金会激浊扬清、净化人心的贡献。

虽然同时获奖的还有十数单位与个人，但媒体为什么纷纷以一位出家席作为报导焦点，其背后又凸显了何种社会意义？

我国自宋、明之后，由于统治阶层的压迫，以及理学兴起，使中国佛教地位日衰，渐渐成为离世索居、关闭山门、保守退避的宗教，因此至今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出家人仍“应该”是长卷青灯、铜磬木鱼，了此残生。加上台湾佛教曾受日本佛教影响，不重戒律、娶妻吃荤，以致僧俗混淆，知识分子莫不贬佛教为迷信。早期出家人本身水准也普遍不高，维持生存之道，若不是靠诵经超渡亡魂；就是靠出外挨户化缘。 

由于这样的背景，许多人对佛教见解不清，有的误认佛教取之于社会，却不用之于社会；有的则把佛教编派入市井流俗，登不上大雅之堂。

然而，由慈惠法师代表佛光山领取此一社会普遍褒扬尊崇的奖项，却强烈冲击了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原来佛教一直在默默的回馈社会、祝人利人，而且连身为虔诚基督徒的李登辉总统也乐见其成，多方勉励。

至于此一新闻的焦点人物──慈惠法师，证诸过去四十年来在弘法利生、文化教育等方面贡献，尤他代表出席颁奖，也绝对是实至名归的。

教育工作佼佼者

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建构中，共有四根重要梁柱──教育、文化、慈善、共修，其中慈惠法师肩挑了教育与文化的大任。

谈到僧伽教育，就属他参与的时间最久、资历最完整、经验最丰富。从民国五十三年至寿山佛学院担任第一位训导主任，到协助星云大师创立东方佛教学院，今天佛光山教育体系已是具有三级十一学部的丛林学院，而慈惠法师一直是各学部广受尊敬爱戴的老师、院长。经过她近半世纪的辛勤耕耘，为中国历史上的僧伽教育开创出辉煌成绩。当年自寿山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的二十位学生，如今不是住持一方，就是在各学院教书；或是讲经布教的高手，或是深研佛学的专家。目前佛光山教育院有近八百位学生、两百位老师，象征佛教渡海东来的薪火，已成功的在此发光发热，照耀人间。而融合传统精神与现代知识的教育体系，不断培养出佛门新血、僧伽精英，更直接触动了复兴中国佛教的枢杻，未来在佛教现代化、国际化的世纪工程上，也将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至于社会教育，慈惠法师也是个中佼佼者。从民国四十六年开始筹设宜兰慈爱幼稚园（全省第一所由佛教创办的幼稚园），接着到高雄普门幼稚园任创园园长，然后是普门初中、高中、夜校的创校校长（五年任期内，完成普门中学校舍、活动中心的兴建及添购电脑和视听器材，经教育厅评审为最优良的私立学校之一）。曾任美国西来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现任佛光大学筹备处主任、南华管理学院董事。曾获中国文化大学之邀，至哲学系及东语系任教五年余，是第一位拥有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大学教师合格证书的比丘尼。

佛教界才女

在文化工作上，佛光山系统内的每一份智慧结晶，几乎都有慈惠法师付出的心血。最早协助慈庄法师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接着配合星云法师编辑《觉世》旬刊。至今慈惠法师还清晰记得那泛着油墨香、二张报纸型的刊物，当时师父为了弘法，台湾南北奔波，只有编辑的时候才来一天，之前所有稿件的整理、改写；之后的校对、跑印刷厂，甚至发行，也都由她包办。其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主编《普门》杂志，担任佛光出版社社长。她本身作品不多，但都非常隽永耐读。前《普门》杂志社长永芸法师认为，慈惠法师浸淫文化工作多年，功力深厚，对文字内行而敏锐，直到现在，偶而拿来《觉世》、《普门》一看，只要有错别字，很难逃过她的法眼。

虽然已年逾六十，却总显的神采奕奕，也许是因为在书香字海中悠游浸染，岁月的刻痕似乎不曾在她身上驻足。慈惠法师内外焕发着学者的气息，不论远观或亲近，她的文雅风采都令人倾慕。社会人士也许不太熟悉这位比丘尼，但在佛教界、学术界及文化界，他的“才女”之名，早已传诵多时。

细数这样一位优秀比丘尼出家学佛的因缘与历程，其实正可反映台湾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也可藉此探索台湾佛教发展的轨迹。

佛门因素

慈惠法师，俗姓张，生长于傍山临海、美丽恬静的宜兰，父亲是林本源家族（林家花园）兰阳地区财产管理员，母亲是助产士。早在台湾光复之初，民风保守，女卑男尊，虽身为“查某囡仔”，却能读到省立兰阳女中，且一路上都是品学兼优的“小状元”，殊非易事，这都是要归功于开明的父母，为姐弟两人塑造了良好书香环境。

民国四十二年，星云法师驻锡宜兰，她已高中毕业并任职于税捐处，俨然是摩登的“粉领阶级”，这样一位青春、聪明又自信的女孩子，是受到何种因缘牵引而亲近佛门的呢？据慈惠法师自己回忆：“我没有深厚的善根和夙慧，当年师父领导宜兰唸佛会，有各种接引青年人的活动。但他的《维摩经讲座》、《定期共修》都使我感觉乏味而却步不前，甚至想尽办法藉故缺席，唯一能攀上缘的是唱歌、郊游，和《古今文选》的课。在这些活动中，师父高雅的谈吐、睿智的思想、广博的学识，给我无限的震撼，无比的感受。……也忘了自己心中曾经有过的对佛教的成见与拒绝。”

随后，她又陆续参与了“电台布教”（在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台、民本电台播“佛教之声”，达六年之久）、“灌制唱片”等活动，从此，知识分子的心理障碍渐渐化为佛教徒的热情与责任，皈依后，星云法师应邀到各地弘法讲经时，她成为随侍翻译的最佳人选。

民国五十四年，正式被剃出家，于苗栗法云寺依常州天宁寺证莲长老、南亭长老、道安长老受三坛具足大戒。

负笈东瀛

生长于一个气氛民主的家庭，自幼就颇有主见，又身为旧社会里的新青年，慈惠法师对佛教由排拒、怀疑、信仰、皈依到成为比丘尼，历经十余年，足证他绝不是冲动或盲信，而是一步步深入法海，并且亲身体悟之后的审慎抉择。这就是为什么她能终生无怨无悔，而星云大师也对她特别珍惜栽培的缘由。

民国五十六年，慈惠法师与寥寥几位师兄弟，跟随师父来到长满麻竹野草的高雄县大树乡一角，开始向无情的大山挑战。清瘦斯文的慈惠法师，当年也曾一顶斗笠、罗汉短挂，搬山石、挑泥沙，师徒并肩通过了严酷考验，才有今天南台湾这座佛教重镇。

虽是草创用人之际，星云大师仍以独到的识人之明与远见，送爱徒到日本深造，获得日本大谷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成为台湾第一位留学海外、荣获硕士学位的比丘尼。束装返国后，她立刻投入佛学院任教，开启佛光山自立培育师资，使僧伽教育走向专业化的先河。

民国七十四年，星云大师退位传法，由心平和尚担任住持，干练有为的慈惠法师则出任管理人。

罈子里的酱菜

星云大师曾经说，他的徒众有如罈子里的酱菜，个个深藏不漏。但他们推动了佛教在台湾的广弘]兴盛，各方面的卓越才华，再也掩埋不住，在社会上渐被注意，而且往往是“愈陈的愈香”。慈惠法师在翻译方面的杰出表现，就受到极高赞赏。

一位记者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她（慈惠法师），是在座无虚席的《星云大师佛学讲座》，偌大的国父纪念馆演讲厅，回荡着典雅、流动的闽南语，引领远望，又见她那专注的神情，妥当传达原讲者的精神，不禁让人更仔细聆赏。……”

当年星云法师在台湾布教，由于缺乏财力物力，只能采取“用乡村包围都市”的作法，在小镇小村的土地庙前、大榕树下，一颗一颗的播下菩提种子，而这样一位初至宝岛的杨州和尚，又如何能在老妪妇孺间弘传佛法呢？可想而知，翻译者居功厥伟，而最佳的翻译者往往非慈惠法师莫属。

几次谈到这里，星云大师诚恳的推崇：“若不是她，我没有办法在台湾弘法。她的翻译，不只是翻译我的语言、意义，而是把我气质、精神上的微妙传达出来，让人分享。”而透过翻译工作，慈惠法师发现自己对语言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加上用心揣摩，所以不只能听土音土话，甚至连诗词、偈语，很多先前听都没听过的，都能翻译出来。它不但台语翻译一流，日语也很棒。有几次日本佛教学者听到她的日文翻译，大为惊讶，想不到一个台湾人竟能把日文说的这么好。

由慈惠法师担任翻译，多年来已成为星云大师佛学讲座的一大“卖点”。某一年，主办单位认为到国父纪念馆听经那么多年的人，应该可以听的懂星云大师的话，因此没安排慈惠法师翻译，没想到很多人写信来、打电话来，要求恢复翻译。原因是“听她的翻译别有味道，是一种享受。”

其实，就如同一位好的演讲者，除了善用天份，更须后天精进努力；一位好的翻译者必定也经历过艰苦磨练，才能酿造发酵成为一罈香闻千里、令人回味无穷的酱菜。

随侍翻译，严格调教

早自民国四十四年，她尚为出家前，就已经接触翻译工作。据《宣传影印藏经日记》所自述：有一次“天还没有亮，只有几颗残星在天空闪烁，大殿上的晨钟、经声，传遍了山野。老法师（宣传团团长南亭老法师）派人来叫翻译，糟糕！脸也没有洗，牙也没刷，只忙乱的理一下头发，就跑去翻译。”－为何那么匆忙，因为当地住众早饭后就要上山工作，老法师善巧方便开示寺众，经过张小姐的翻译，他们听了都很欢喜。

在《随侍翻译二十年》一文中，更生动描写了初学翻译所受的严格调教：

“记得当初学翻译，最困难的是我不会讲完整的台湾话，最艰苦的是师父毫不留情的严格要求。”

“在台上，不准坐，不准喝茶，不准用毛巾，不准带笔记，而且一次要听下十来分钟的话，才让你翻译。事先，他不给我任何资料，很多时候，我连讲题都不知道，我和听众一样，一无所知。他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措词如诗，出口成章，有时我捕捉不到片言只字，唯一能依靠的黑板，又因深度的近视眼，帮不上忙，碰到这个时候，岂但是忧急如焚，可以说整个人都要瘫痪了。”

“一上台，我没有任何凭藉，有如被置身一片茫茫大海中，所以只有拚命，只有卖力，只有设法尽速投入他说法的意境里去。现在这些习惯，就油然而生。在翻译工作上，一直能不增不减，忠于主讲者的词义，并且能和主讲者演讲气质相应，把他的情感传送给观众……。”

几十年的翻译训练，是让慈惠法师心存感谢的增上缘，她说：“我学会了注意力集中，对读书治学很有帮助；此外，掌握讲者的思想理路、逻辑性、对于加强我的反应能力、组织能力，也获益匪浅。”

扎根学术研究

在台湾经济奇迹的大架构下，信仰活动也跟着兴盛起来，富丽堂皇的寺庙道场次第落成，但佛教并非迷信的宗教，最终目的是与文化合流，改善社会风气，提高信徒的正知正见。因此必须在信仰普遍之后，扎根学术研究及整合文化的基础。也许社会大众尚未意识到这件工作的重要性，佛光山及慈惠法师却已默默运作多年，长养出令人惊喜的丰硕果实。

从民国七十一年起，开台湾风气之先，慈惠法师衔师命举办了国际佛教学术会议，此后陆续筹办的重要学术会议包括：

七十四年世界佛教青年学术会议

七十五年世界显密佛学会议

七十七年第十六届佛教徒友谊会

第七届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

七十八年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

七十九年国际佛教学术会议

佛光山佛教学术会议

佛光山青年学术会议

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八十年佛光山佛教青年学术会议

八十一年佛光山佛教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