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困局 非不重视乃不得法

佛教研究对於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图片来源：资料图）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条约》(以下简称《条约》)。随着这个条约的缔结，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也扩展到非物质形态层面，并且受到空前广泛的重视。与此相应，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佛教研究的繁迫课题。

按照《条约》的解释，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相关的认定、记录、研究等等。这种意义的保护，当然属於传统文化研究的职能范围。中国素为佛教大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文化遗产不仅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保护中国佛教的文化遗产，是佛教研究应有的使命。

然而遗憾的是，在目前已经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佛教有关的项目极少，这样的局面与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极不相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显然与人们对佛教文化遗产的了解和重视不够有关。这种情况表明，我们的佛教研究对於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长期以来，在佛教专业的研究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佛教的历史和义理，而且即使在佛教史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也是把义理的演化作为佛教历史的核心内容，本来是社会—文化综合体的佛教被当作单面的思想学说。佛教学者大多只注重文献的记载，轻视实物资料和实地调查，往往用思辨性的议论代替实证性的调查，把“意义”的探寻当作研究的目的。这样的学风限制了研究的视野，於是佛教中那些“形而下”的、或者说没有多少所谓的“理论意义”的成分，就被排除到佛教研究的范围之外。然而中国佛教的许多珍贵文化遗产，恰好就在这个被忽视的领域之内。目前的现状是，有关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优秀研究成果，大多出自非佛教专业学者的努力，而佛教专业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与佛教文化遗产的确认和研究无关，对於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派不上用场。

先举一个例子。关於马祖道一(709—788)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受到相当的重视，既有多次专门性的学术会议，也有数量可观的研究论著。但是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是对马祖禅学的理论性阐释，有的还加进了随意发挥，而关於马祖本人的具体经历以及相关的史实探讨，往往不是囫图吞枣就是以讹传讹，很少有扎实详细的研究。至於历史上与马祖相关的遗迹、传说、以及马祖在各地发生的实际影响之类，也就是说与马祖有关的历史文化遗产，几乎无人问津。这样的研究把马祖当作抽象的思想学说的载体，最多不过揭示马祖的某个侧面，而不能把从古至今有关马祖的丰富多采的方方面面呈现出来，因此既缺乏历史感，又没有现实意义，至於对与马祖相关的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基本上没有价值。其实即使把马祖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阅於他本身的情况也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马祖除了是一个曾经存在於特定时空的历史人物以外，还是一种具有文化象徵意义的存在，後一种意义上的“马祖”，即便在马祖本人去世之後也不曾消失，而是源远流长，延续至今。这正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

这个意义上的“马祖”并不神秘，说得明白一点，它就是马祖在後世的影响，同时也是後人基於对马祖的崇敬而从事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为“马祖文化”，它不仅表现在唐宋以来的佛教当中，而且在许多地区的地方文化中也有体现，有的还是当地最有特色或最有影响的文化。就各地的“马祖文化”的形态来说，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也有的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在马祖出身地的四川，有什邡的马祖寺和罗汉寺，罗汉寺内有马祖说法台和马祖井、以及关於马祖还乡的传说，都江堰和三台也各有马祖寺，成都的长松寺据说也与马祖有关；在南岳衡山，有马祖庵(又名传法院)和磨镜台，以及怀让磨砖作镜启发马祖的传说；在福建的建阳，有圣迹寺和佛迹石，还有与圣迹寺相关的碑刻，以前曾有马祖桥和马祖庙，另外还有佛迹石上的“佛迹”是马祖的足迹、马祖凭借法力驱出蚊虫鼠害之类的传说；在江西，抚州曾有马祖住过的西裹山(今已消失)，其地今有正觉寺；宜黄有石巩寺，还有关於马祖的传说；赣州有马祖岩，赣县有龚公山宝华寺，寺内有马祖弟子西堂智藏的舍利塔(唐代)和碑铭(北宋)，碑文中有涉及马祖经历的记载，当地也有马祖的传说；南昌有佑民寺，原为马祖住过的开元寺，靖安有宝峰寺和石门山、马祖塔及塔亭、马祖舍利石函，另外也有关於马祖的传说，等等。这些不过是笔者已经调查过的遗迹和传说，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有与马祖相关的文化遗存。阕於这些“马祖文化”遗存的资料，未必都见於历史文献的记载，有的只能通过实地调查才能获得。然而遗憾的是，在关於马祖的研究中，这一方面的情况从来不受关注，倒是那些空谈心性的议论多如牛毛。

如果说那些涉及马祖的历史文化遗存还不够知名，因而相关的研究难免缺憾，那麽对比较知名的佛教文化遗产的研究是不是就已经充分了呢？恐怕也不是。再举一例来说。山西大同市内有一座善化寺，其主体建筑和一部分造像、碑刻是辽金时代的作品，非常珍贵，所以早在1961年就被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国家级的文物，不可谓不够知名，可是阅於它的研究又是怎样呢？1933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到这裹考察，正是由於他们的研究，这座寺院在中国建筑史上的价值才为世人所知，於是後来有幸成为国家级文物。1938年，日本的佛教美术史学者水野清一也曾到这裹调查，後来将寺内碑文在日本的学术杂志上刊登，直到近年，日本还有佛教学者对善化寺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可是在中国，除了大同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关注这座寺院以外，在佛教专业的论着中几乎看不到相关的研究成果。此番尴尬，岂不令人汗颜？

实际上，善化寺的价值并不限於它的建筑、造像等有形的方面，在它的无形方面也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关於这一点，只要围绕寺内的“朱弁碑”作一番仔细的考察就可明白。“朱弁碑”是善化寺内最有价值的文物之一，碑文内容主要是关於善化寺历史的记述，从中可知该寺最初建於唐代、五代时期改名、辽金战争期间毁於战火、金初时期圆满大师主持修复、朱弁曾在寺中生活14年等史实。直到现在，这篇碑文还是阅於善化寺历史的最早记载。碑额题写者名叫丁晔仁，是金代大同的地方长官。碑文书丹者孔固是孔子47代孙，当时在大同任西京路都转运副使，而他的书丹本身又是出色的书法作品。碑文作者朱弁(？—1144)是朱熹的叔祖父，金减北宋以後，自告奋勇出使金邦，被金扣留17年，备尝威逼利诱，始终志节不改，是一位苏武式的民族英雄。此外，朱弁还是一位佛教居士、学者和诗人，忠义和信佛是他人格的两大特徵。朱弁晚年回到杭州，因此杭州历史上也曾有过他的遗迹，例如他的寓所在白龟池附近，他的灵柩曾经停放在智果寺，他的墓、祠也在该寺附近，其中朱弁墓在1957年还被列入杭州市级文物。这些遗迹大多已毁，如今只有智果寺残存。朱弁去世以後，参与安葬的有朱熹，以及他的朋友尤袤、张杓、张体仁等，他们都是当时知名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先後有彭孙贻、厉鹑、向杰等人作诗凭吊这位历史上的英雄，朱彝尊曾经到过善化寺，并为朱弁碑作了一篇跋文，文中特意揭示碑文中的“忠义”之意。另外，不知从何时开始，朱弁使金的故事搬上了戏剧舞台，例如在古老的梨园戏和粤剧中都有《朱弁还朝》(又名《朱弁冷山记》)的剧目，至今还有上演，而梨园戏和粤剧恰恰又是标准的无形文化遗产。“朱弁碑”只是善化寺裹小小的一角，但是从这裹深入进去追踪探源，可以发现一连串的相关史实和文化遗存。然而遗憾的是，即使像“朱弁碑”这样的国家级文物也没能引起国内佛教学者的关注，至於那些地处穷乡僻壤的残碑断碣、荒庵废寺，又有几人光顾？

上面所举的例子并不意味着关於马祖或朱弁的遗迹一定可以作为通常所说的“文物”或“文化遗产”而得到承认，但是承认与否都无碍於它们本身作为文化遗产的事实。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遗迹(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还有很多，恐怕说遍地是实也不过分，而且其中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也不在少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麽中国的佛教文化遗产保护并不缺乏资源，问题在於人们是否了解这些资源的价值，而要让人们有所了解，首先必须进行相关的研究，假如连专门的佛教学术研究都不肯把这些文化遗产当作值得考察的对象，那麽佛教文化遗产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要让我们的佛教研究肯於光顾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就必须改现有的学风，在目前阶段，特别需要提倡胡适当年的主张，那就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参与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日本佛教学者阗於“四国遍路”的研究，或许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日本的四国地区有很多佛教寺院，其中有88个寺院被认为有空海(774-835)的“灵迹”。沿着空海的遗迹巡访四国的88所寺院，就叫作“四国遍路”或“四国八十八遍路”，它实际上是一种基於佛教信仰的朝圣巡礼。

空海是日本平安时代的高僧，历来被尊称为“弘法大师”。他出生在赞岐国(今香川县善通寺市)，少年时代在四国度过，青年时期又在四国修行，当初曾到过四国的许多地方，再加上後人的附会，後来四国便有很多关於空海“灵迹”的传说。空海於公元804-806年到中国留学，後来成为日本密教真言宗的创始人。直到今天，真言宗是日本佛教中的一大宗派，由於空海的影响，四国地区的真言宗寺院也最为集中。

“四国遍路”的起源很早，至江户时代确定为88所寺院的格局。这些寺院分布在四国地区的四个县，分别称为“发心道场”、“修行道场”、“菩提道场”和“涅槃道场”，它们代表了空海的修道历程。“八十八遍路”的行程大约1400公里，加上四国多山，地处偏远，因此这种巡礼本身就多少带有苦行的意味。古代从事“四国遍路”的既有修行僧人，也有麻疯病患者、流浪者、罪犯等等，他们大多希望通过遍路巡礼而消灾祛病或减轻罪孽。近代以来，四国遍路又与观光旅游相结合，其原有的宗教意义逐渐淡化，但是抱着信仰目的或怀着来世期待的巡礼者始终未绝。

在日本，历来都有学术界、文化界以及媒体对“四国遍路”寄予关注。近年来，有关方面正在试图将“四国遍路”申报为世界级无形文化遗产，日本学术界也予以积极的配合。最近，关於“四国遍路”的书籍以及相关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多，有些学者还把“四国遍路”作为专门的课题加以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9月，日本最大的佛教学术团体“印度哲学佛教学学会”特意在“四国”举办年会，而且在会上还特别安排了关於“四国遍路”的专题讲演，这无论是在四国还是在该学会的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此举的意图就是要表明日本佛教学术界对“四国遍路”这一文化遗产的重视。

这种作法很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佛教文化遗产远比日本更为丰富，仅就朝圣巡礼来说，如汉传佛教的五台山巡礼、藏传佛教的布达拉宫朝圣，都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无形文化遗产，并不亚於日本的“四国遍路”，至於其他类型的佛教文化遗产更是多不胜数，但是目前首先需要的是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弄清我们的“家底”。因此，佛教学术界应当积极地参与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具备良好的研究条件、掌握较多资源的专业性的佛教研究机构，更应该在此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总之，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既是佛教研究的新课题，也是佛教研究机构和佛教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