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所译佛经虽影响不大，然而朝廷重视译经的态度和任命高官主管译经的做法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译经开始任命三四品到从二品的官员担任润文官，如汤悦、张洎、杨砺、朱昂、梁周翰、赵安仁、晁迥、杨亿、李维、王曙、宋绶、高若讷以及冯京等人皆先后担任过润文官。宋真宗晚年为提高译经的崇高神圣地位，进而任命身居“宰辅”高位的官员担任“译经使兼润文”官，代表皇帝主管译经事业，先后有丁谓、王钦若、吕夷简、章得象、陈执中、庞藉、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这些宰辅重臣担任过这种职位。在这其中，晃迥、杨亿、李维、王曙、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人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如此重视译经，自然增强佛教在社会各阶层民众中的影响。

北宋大体延续隋唐佛教管理制度，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州府管辖下设立僧官管理全国佛教和僧尼事务。在汴京设有左右街僧正、僧录、副僧录、讲经论首座、鉴义等僧职；地方州府设有僧正、都僧正等职。　

宋代支持佛教传播发展，同时也有政策加以限制。僧尼正式剃度受戒必须持有祠部下发的度牒、空白戒牒，否则只能作为“童行”（注册于寺院户籍，称系帐童行）或“长发沙弥”，等待朝廷下发州府度牒后，通过考试合格才能剃度为僧尼。据《宋会要辑稿？道释》，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有僧397615人，尼61239人，约占当时总人口2.3％。　

二、北宋前期佛舍利崇奉盛况

佛舍利供奉，是佛教信仰和礼佛供佛礼仪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佛教经论和其他佛教文献中对佛舍利、佛牙等的记述差异很大。

从佛教历史考察，早在印度原始佛教后期已经出现佛舍利崇奉的现象。据《长阿含经？游行经》的记述，在释迦牟尼佛圆寂火化以后，有八国信众将分得的佛舍利建塔恭敬供养。此后，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随着佛教向亚洲各国的传播扩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自进入南北朝特别是进入隋唐以后，流行的佛教以大乘为主体，运用大乘佛身思想来解释舍利，将释迦牟尼佛、佛经中所说无数诸佛与佛舍利皆看作是无形无相、无所不在的法身（或称真身）佛的显现。按照唐代著名律僧道世所编撰《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的说法，“舍利”译自梵文，意为“骨身”（或称为灵骨），有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发舍利、赤色的肉舍利，然而皆是佛法身的显现，所谓“囊括今古，圣变无穷，祥应荐臻，瑞光频朗”。 宋代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四〈分舍利〉也说：“如来久远劫来数数出现，盖将开生身（按：指化身佛）之迹，以显法身之本；即碎身（按：舍利）之狭，以见全身之遍。”卷四十五说：“所谓佛牙舍利者，此盖真身应物示化之一法也。”宋仁宗撰《舍利赞》说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孔圣、老君，皆“埋躯只见空遗冢，何处将身示后人？唯有吾师（按：释迦牟尼佛）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 从这里可见当时中国佛教信仰情况和信徒对舍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