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续藏等新刻入藏的书，最初应该是有目录的，这从万历七年刻的《寒山子诗》和万历八年刻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会译》作为在五台山的试该，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而且这个目录的卷数不会超过一千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本的续藏的前两种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序演义钞》八卷和《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八十卷，版心下刻有千字文的前八十个字，即从“天地玄黄”至“鸟官人皇”，改正藏的阳文为阴文，改正藏的基本是十卷一个字为一卷一个字，以示区别。也许编者认为目录在扩大，会超过一千卷，所以第三种书之后不再刻千字文，只是在版心下留有墨钉，以备补刻。

这个目录今天已见不到。这个目录不断被扩大，每个主持刻藏者都在扩大，而且扩大很多。紫柏等人最初确定的目录不会有万历以后人的著作，实际上不仅刻了明末人的著作，还刻了很多清人的著作。从紫柏起，一直到后继的主持刻藏者，为了募化资金，做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工作。从明末起，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浙江的寺院在新刻一部大藏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时的僧人和居士的著作可以入藏，刻藏工作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著作能刻入大藏进行流通，应该是值得欣慰的事。所以众多佛门弟子积极行动起来，汇集、整理师傅的著作，出资雕刻，也有善男信女汇集资金刻熟悉的僧人著作，送到刻藏的或请经的寺院，刷印流通于《嘉兴藏》。在当时不仅有募化资金刻藏的，也有自发刻藏的。

在多位刻藏者的努力下，计画该刻藏的书都基本刻完了，刻藏工作就基本结束了，这个时间应该在康熙末年。康熙四十四年春，圣祖第四次南巡，到了径山，为径山寺题写了“香云禅寺”四个大字。径山和嘉兴刻《嘉兴藏》的事，圣祖应该是知道的。雍正元年，到任不久的浙江巡抚李馥，有感于“前明紫柏大师严净比尼，旁畅宗乘，以贝叶旁行艰于流布，乃悉以大藏刊为书本，贮之楞严寺中，用惠来学，历今百有余年，极多漫漶，兼有亡矢，癸卯岁来抚兹土……捐此补刻，使完旧观”，写了“补刻嘉兴楞严寺藏经序”。李馥为《嘉兴藏》的刻藏工作做了了结，北京故宫藏的白绵纸刷印精制函套的该藏，当是此时进呈给皇帝的。

乾隆时“真悦居士朱大猷”写了“恳免赊请经典说”一文，我们搜集到的4种《经值画一》皆截有此文，时间未署年，但有“兹幸生逢圣明，颁给龙藏”的话，是指进行已颂赐《乾隆大藏经》的事，文中批评了请印《嘉兴藏》而赊欠银两的事。说明乾隆时《嘉兴藏》仍在发行。

嘉庆七年，嘉兴楞严寺主持顿会写了“募刻书本藏板缺页缘例”一文，冠于嘉庆刻本《经值画一》之前。认为在径山化城寺、寂照庵两处藏板的条件不佳，地生白蚁，雍正重新修补时一部分已移至本寺，他决心补刊大藏，化城寺、寂照庵等处尚存的书板皆需移来，以便检查补刻，特制订了工作方法。顿会做了最后一次《嘉兴藏》版片的补刻工作，所以《嘉兴藏》的刻书时间应至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