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希迁与马祖道一

《景德传灯录》卷六记载：

让之一犹思之迁也，同源而异派。故禅法之盛始于二师。刘轲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

此文高度评价了石头与马祖。一般的说法认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慧能（638—713）的禅，并形成了传统的禅的法系。然而，故意分歧从东山法门的道信（580—651）至神秀（6067—706）的系谱来安置慧能，并主张其正统地位的恰是荷泽神会（684—758）。此处是存有对史实的歪曲的。这是因为，置身于东山法门的正传神秀（6067—706）之下的神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及手段。

初期禅宗史则延续着转变。例如，保唐寺无住（714—774）被认为是，其实现了将中国的固有思想融人于源于神会的教宗以及北宗批判。然而，作为其师的净众寺无相（684—762）却没有如此过激的思想。

无住的绝对否定的立场，虽然有着从教义思想得到解放的所谓思想史的意义，不过其自身却既无自立性，亦无发展性。同门弟子的马祖或许是清楚地意识到了此点，这才使得他离开此地前往了南岳。如此在准备期发生的种种戏剧性的场面，则恰恰反映了由石头与马祖而实现的禅的本来面目。而将之作为继承了达摩以来禅的系谱的存在来描写的话，却不过是稚拙的虚构而已。

实现了禅的真理性以及实践性，并构筑了其发展基础的不外乎南岳的石头和马祖。这是因为，南岳系诸祖本来就是地域观念很强的实践家，也就是说法系不过是个神话，完全没有历史性质的意义。

正如此前的引用文所示的那样，两者之间是有着密切的交流的。反映其交流历史的一面的文献有，《祖堂集》丹霞和尚章的“而造大寂，礼拜已。……马祖便察机，笑而曰汝师石头么”，石头章的“师问僧，从什么处来。对曰从江西来。师曰江西还见马祖不。对曰见。师乃指一柴橛曰马师何似这个。僧无对。却回举似师”，五泄和尚章的“五泄和尚嗣马祖。……大师云，此去七百里，有一禅师，呼为南岳石头。汝若到彼中，必有来由。”等。　

《景德传灯录》除了在卷六马祖章中，记载了往来于二人之间的隐峰禅师的记录之外，卷八昙藏禅师章的“本受心印于大寂禅师。后谒石头迁和尚，莹然明彻”，以及庞居土章的“唐贞元初谒石头和尚。……后之江西。参问马祖。”等。若仔细检寻的话还会发现更多的交流史话。　

不过两者的不同又在何处呢。《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中，留下了石头唯一一次上堂的记录。

上堂日：吾之法门，先佛传受。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知见。

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应用无方，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他的主张本身与马祖并无不同。这样的话，到底两者的家风的不同是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呢。而此种差异又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终极的大问题时，经常以“不会”来回应的石头的否定论理与马祖的完全肯定的立场才是两者间无可逾越的隔阂。

此种不同，从两者弟子的数量上亦可推测得知。

关于石头希迁的弟子，《祖堂集》石头章中，作为“石头下出”，举了天皇和尚以下七人的名字。同样《祖堂集》中，作为“马祖下出”，则列举了大珠和尚以下的三十一人。而实际上，此后南泉普愿（748—834）亦被采录，所以《祖堂集》中，作为马祖弟子的有三十二人。　　

另一方面，《景德传灯录》记载，“南岳石头希迁大师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三人见录”（《景德传灯录》卷14），而对于马祖门人，卷六记录了“（南岳怀让）第二世三十七人[马祖法嗣十四人见录]”，而卷七记录了，“怀让禅师第二世四十五人。（马祖法嗣十八人见录）”，卷八记录了，“怀让禅师，第二世下五十六人。（四十三人见录）。其总数竟大幅增加为一百三十八人。关于两者的不同，《景德传灯录》卷十一，仰山慧寂禅师章中，马祖曾说道：石头是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来觅真金，我亦拈与他。鲜明地指出了两者家风的不同。可见，在种种场合，两者总是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在由此产生的紧张感，以及那种恰到好处的均衡之中，进一步发扬了南岳禅。

鹅湖大义

《祖堂集》卷十五有如下记录：

鹅湖和尚嗣马大师，在信州。师讳大义，衢州须江县人也。姓徐。依年具戒。禅律俱通。大寂于江西，一扣秘迹，廓然玄悟，契心干洪州。

鹅湖大义（745—818）是马祖的一位高足。此前，虽未得到太多的注目，但其进出中央，接受帝室的归依，并大力传播禅宗的功绩还是得以认可的。根据《祖堂集》的记载，其受孝文皇帝诏入内，德宗朝，于麟德殿“大筵论议”，并留下了与顺宗皇帝之间问答的记录，迁化后由国相韦处厚亲制碑文。

值得注目的是“二祖山达摩碑文”。关于此碑的存在，可参看陈垣《中国佛教史迹概论》卷五。其记录了一九三五年于河北省磁县出土的事实，却未证其详细来由。实际上现在，河北省大明县（现成安县）元符寺被得以再建的即是此碑。

驹泽大学佛教史迹参观团的报告书《中国佛迹见闻记》第九集（1987）中，载有尾崎正善先生的详细记录《关于二祖山元符寺的达磨塔铭》。其中写到，进行调查的当时，石碑还埋于地下。此后，实地调查的绪方香州先生称，因为长年的洪水等原因使得地表堆积，当然石碑也随之埋没，不过现在已经将之发掘，并得以再建于当地。

元符寺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此后虽数次重修再建，最终在清末荒废湮灭《磁县县史》。

以下是整理后的阴文内容（《全唐文》卷九九八，可见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