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大师认为，中国佛教之复兴仍以禅宗复兴为关键：“晚唐来禅讲律净──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乎净，虽若有江河日下之慨，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 以禅宗振兴作为中国佛教振兴之核心，这是大师对于中国佛教发展道路之根本抉择。

2 、汉传佛教教法的两个根本特点：圆顿禅观、重行传统

（ 1 ）关于圆顿禅观。从佛法的禅观实践来说，禅宗属于圆教系思想体系，走的是圆觉顿悟之路，以向上一路的提撕为主，其教派风格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在修证上以圆顿观行为主，与中国文化简约重行风格相契合，形成了汉传佛教的圆顿特点——“理则至圆，行则至顿”。禅宗观行之实质是圆顿禅观，禅宗的菩提道始终是围绕着明心见性这个核心枢纽而分为悟前与悟后来说的，并开出了五家七宗的灿烂辉煌禅法，由此确立了圆顿观行为汉传佛教观行之根本基础的牢不可破的地位，而大乘通途之菩萨行次第教法并不突出。大乘止观在汉传佛教虽经智者大师系统总结为融会圆顿止观与渐次止观的天台止观体系，但实际中受到特别提倡的始终是禅宗圆顿禅观而不是大乘通途之次第禅法。

（ 2 ）关于重行传统。太虚大师总结汉传佛教宗派有四个特征：本佛、宗经、博约、重行，而“重行”可说是中国佛教的根本精神。大师认为，中国佛教史上虽然有十三宗之说，但可一并将之约为三系佛法：道安重行系、传龙树学系和传世亲学系。重行系是依自己修证而弘扬佛法，乃以中国人依佛经律修证之所得为主，直本于佛，探一切经，博教约行，表现其伟大的创造力，根底下潜伏有中国思想之特质，非专传印度之学说者，“在这三系里面，道安重行系永远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然受中国固有儒道文化的影响，重行的禅宗逐渐形成了与印度大乘甚为不同的独特行持风格，由悲愿勇猛、博通经论的班智达风格转变为平实素朴的道德圣贤风格，印度大乘行持风格在汉传佛教中始终不突出。

二、现代之抉择——大乘通法之圆渐菩萨行

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得传统中国佛教面临着新的抉择，太虚大师在此情况下基于对全体佛法的抉择而提出了“即人成佛”的新道路，提出了建设人间佛教的汉传佛教发展新道路。这是汉传佛教在新的时代下作出的新抉择。

1 、晚清以来中国佛教危机中的现代抉择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土以来，逐步适应中华文化并融入其中，形成儒释道三元共轭的文化格局。在化导社会的影响上，汉传佛教秉承了中国文化各安其位的原则，儒家始终以社会道德伦理教化为己任，佛教退居敦化人伦、辅翼世教的定位，对于社会道德伦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文化、民俗而起作用，中国佛教对政治、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直接介入的很少，这使得汉传佛教逐渐形成了如太虚大师所言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格局。至清末，佛教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渐趋老迈龙钟，在当时战乱破坏、庙产兴学、民俗化迷信化衰败等现实危机面前，在西方文化和民族革命潮流的猛烈冲击之下，佛教界出家在家的有识之士对汉传佛教的历史作了深刻省思，并对在人类文明又进入一个大变革期的佛教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现代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人生佛教）”思想。这个抉择的实质是佛教要关怀社会，化导社会，走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人间佛教道路。

2 、圆渐菩萨行的教法抉择——以五乘共学、三乘共学和大乘不共学贯摄全部佛法，以瑜伽菩萨行为主线贯穿之，由此确立“人间佛教（人生佛教）”道路，这是一个教法上的深刻转向。

太虚大师虽然以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振兴之核心，但是大师本人在教理上学宗唯识。唯识学的复兴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显著特征，唯识义理的明晰性使得它在教理辨析和圆融世间各种科学文化上具有许多优势，其精审的论理精神与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深为契合，带来了人们对于中国佛学与印度大乘佛学之不同特质问题的深入探讨。加之传承印度中观学派的藏传佛教重要经典——《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入中论》等也同时翻译传介于汉传佛学界，激发了汉传佛学界从印度大乘佛学中观、唯识的角度重新评判中国佛学的以图正本清源的激烈讨论。基于对印汉全部佛法的抉择，太虚大师提出了著名的“大乘三系说”新判教思想，以此判摄一切佛法，圆融会通印度佛学中观、唯识和中国佛学圆教系，重新确立汉传佛教圆教系思想在全部佛法中的地位。基于全部佛法抉择而融贯各派以开出中国佛教的新道路，太虚大师折衷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各派学说，但他认为中国佛教的复兴方向不在他所宗依的法相唯识学，也不在真言密乘，而在汉传大乘圆教系之代表——禅宗和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