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看到经版，黑乎乎的发着油光，拿在手里分量也不轻，以为是铁的，才没有拿去烧火，因而得以保全。

我听了一怔：莫非这法宝真的有灵气？！

肖主任说，木板无灵，人有灵。

我知道他说的是杨公仁山，也就是金陵刻经处的开创者。

多年前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到“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之句，颇为费解。文会何许人也？使得新学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郑观应连同梁启超本人都虔敬地问学佛法于他？

资料显示，文会为晚清人，名杨文会，字仁山，号深柳堂主人。曾为曾国藩幕府，后随曾纪泽使英，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创设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了数位影响未来中国佛教走向的高僧大德，除上述如谭嗣同等外，尚有桂伯华、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仁山法师、惠敏法师等数十人。因其对佛教的贡献，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金陵刻经处初创于 1866 年。这一年，杨仁山刚刚从安庆迁居到南京，任清政府负责战火之后江宁建造工程的官员，时年三十岁。根据杨仁山自述“我二十八岁得闻佛法”，可见其学佛也是刚开始不久。资料记载，这一年，杨仁山在友人处看到晚清名士魏源所刊《净土四经》，“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决议重刊。从此，杨府上从未间断刻经事业。因此，后人把这一年认作金陵刻经处之初创。 出于弘扬佛法的考虑，杨仁山很早便规定了金陵刻经处 “ 三不刻 ” 的原则：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

杨仁山为何刻经？并以此弘扬佛学？

杨仁山接受过西方科学的熏染，知道发展工业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然而，他也深深地洞察到国家兴亡的根本不在于此，而在于人心。他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道：“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这种言论的提出一方面基于当时清朝廷之腐败令他失望，一方面在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国人想建立信仰而不可得。

他认为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之根本在于人心，以为治心乃是治本。因此，杨仁山致力于刻经流通、弘传佛教与他关心新学、甚至钻研科学一样，同是出于关怀国家民族、济世利民的愿望。

杨公晚年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写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 由此可见杨仁山致力佛教事业之理念。杨仁山对他振兴佛教的事业极有信心：“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他认为，若有同志共同努力，佛教不仅能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在今天看来，当同时代人大多以军事、经济力量救亡图存，或注重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变法革新时，杨仁山已认识到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于国家社会的深刻作用，在当时可谓是独具慧眼！这种认识在具有六年欧游经历、且具备前沿科学知识及同时代难得的世界视野的杨仁山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洞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欧游是杨仁山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前后两次，一次在 1878 年，时年 42 岁，以随员身份随曾纪泽出访英国，历时三载；另一次在 1886 年，时年50岁，随刘芝田出使英伦，考察彼国“政教生业”及科技制造诸学，究明列强立国之源。这两次欧游促进了杨仁山思想的成熟，也坚定了他要把刻经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在第一次欧游期间结识了日本学者南条文雄，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事实上，在结识南条文雄之前，杨仁山便开始了艰难的寻找经典的历程。由于多年战火，经典文物被毁严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经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坏，明末《径山藏》也大多毁于兵燹，而清《龙藏》乃朝廷赏赐、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民间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经太平天国战火就更难搜求。为此，他遍访江浙两省名刹，搜求殆遍，一无所获，而因游资耗尽，几至不能成行。

南条文雄陆续寄来的经典，为杨仁山的刻经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些早已散佚的经典，一朝复得，杨仁山何等欣喜！几十年间，金陵刻经处从未间断刻经事业，直至先生大去之后，他的弟子欧阳竟无依然延续着他的刻经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