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绅士邵逸夫：用生命实践为中国富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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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绅士邵逸夫（图片来源：资料图）

2013年1月7日，一条消息几乎占据了所有中文网站的头条：邵逸夫先生逝世。很快，各大门户纷纷推出邵逸夫专题，全球重要媒体播发消息，中国国家元首敬发唁电，而他的最终谢幕也被称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

邵逸夫是谁？何以如此显赫？20世纪90年代以后，每一个在中国的大学学习生活过的人，可能不太了解邵逸夫，但无人不知“逸夫楼”。“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1985年至今，邵逸夫先生在中国大陆捐资50亿港元，兴建了6000多个公益项目。几乎中国大陆每一所大学，都有一座“逸夫楼”，数以千万计的中国青年才俊，因此有了一个共同的记忆。

向邵逸夫致敬！每一篇有关的新闻，都有长长的跟帖，表达着学子们的感念：遍布中华大地的数百座逸夫楼，就是您不朽的丰碑；每一座逸夫楼前，都有献给您的鲜花。正如中国矿业大学的教授所写：“邵公逝兮广厦在，德道永兮归苍茫。”“大哲渐远，精神弥彰；年寿有时，善业永尚。”

人们对邵逸夫先生的纪念，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期待与走向。富而仁，仁者寿；事业有成，兼济天下。

邵逸夫先生是一位佛教徒。他以长达百年的生命实践昭告世界：佛教与中国文化具有适应现代化，创造现代化的能力；佛教与中国文化能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不竭的道德资源，佛教与中国文化可以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一百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命题”，认为只有新教伦理能够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的新教伦理典范就是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勤劳，节俭，敬业，将世俗的职业生活看作是神圣的“天职”，将个人财富上的不断成功看作是被上帝拣选的象征。富兰克林还是一位公益慈善家，他将辛勤得到的金钱毫不吝啬地用于修路灯，建消防队等公益事业。韦伯提出，在世界诸大宗教中，是欧洲的基督新教，而不是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印度的佛教、中东的伊斯兰教，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化源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萌生于基督新教的文化传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宗教与文化，是否具有适应现代化的能力，能否为现代社会提供精神上的支撑？

能！邵逸夫先生对此做了回答。邵先生节俭，一毛钱的馒头，他绝不同意用2毛钱买；邵先生勤劳，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生拍摄上千部电影；邵先生敬业，他一直工作到104岁；邵先生成功，他缔造了千亿资本的工商帝国；邵先生慷慨，他一生为公益的捐献超过200亿港元。

邵逸夫先生是将佛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工商事业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立足良知佛性，在天地之间完美实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他是中国文化的君子，中国传统的绅士。

邵逸夫先生的生命哲学与实践堪称当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中国当代社会诞生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其中有很多人被称为土豪，也就是现代意识不足的有钱人。今天，邵逸夫先生之哀荣备至，必定会成为所有土豪与国民的榜样。现代化之后的中国，一定是现代工商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一个“中国人”，一方面要有成功的职业生活，分享当代人类文明，同时也一定会饱浸中国文化的底蕴，周身放射着中国文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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