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佛教团体

搞生产、学政治，是全国佛教界普遍面临的命运。

解放前，无锡市的佛教事业甚为发达。据现任无锡市佛教协会会长无相法师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7月，仅无锡县登记的寺庙莲社就有470所，宜兴县有394所，江阴县300余所，3县的范围正是目前无锡市的辖区，那时加起来共有1000余个佛教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无锡县分为无锡县、无锡市两部分。寺产开始被相关部门和群众占据，以无锡市为例，据1953年无锡市委统战部《关于佛教道教大体情况的调查报告》：“解放以来，本市寺庙被毁的没有，给部队使用的有4座，其中原有尼姑6人，僧20多人，有3座寺庙尚保留一部分菩萨，一座全被敲光。学校使用的有4座，其中原有尼姑4人，僧十多人（有两座是早已没有僧尼了），菩萨全部被敲光的3座，另一座内，尚保留一个宋朝塑的佛像（威震罗汉）。乡政府保健所、水上检查站、消防大队等机关使用的有4座……在土改中，分配给群众的有10座。”

但政府并未把佛教团体取缔，而是依照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予以登记。在中国佛教协会发起成立之前，1951年春季，无锡佛教界还获共产党及政府支持，组织了无锡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领导全市佛教徒参加社会各项政治运动。

搞生产、学政治，是全国佛教界普遍面临的命运。

生于1963年的现任无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建丰，儿时的记忆中，还有祖母坚持做佛教早晚课，背诵《金刚经》、《地藏经》和《阿弥陀经》的影像。他的祖母一直吃素，在“文革”时亦不例外，她有一个象牙雕制的观世音菩萨像，藏在老房子门闩的中间，手中亦时或拿着一串金黄色稻草编制的方形念珠。

寺产回归之难

直到1985年，因园林局未按市政府批文迁让，致使无锡开原寺修理工程陷入停顿。

陶建丰的祖父陶颂铭，是无锡佛教界的先驱，在1919年率先发起成立无锡佛学研究会，后又捐基地1亩建楼将研究会改组为无锡县佛学会，即现在的无锡市佛教协会和无锡市佛教居士林的所在地。因陶颂铭1945年即已过世，而陶建丰又出生在“文革”前夕，故直到1984年前后才正式皈依佛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逐步落实宗教政策。1979年，茗山法师复出，担任镇江佛教协会会长，镇江焦山寺住持；1981年任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1979年10月无锡市佛教协会也开始恢复工作，长期被禁锢的信仰也有了公开的表达。无锡市民族宗教处认识到，对宗教界人士，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是争取团结他们的重要环节。而归还在“文革”期间被霸占的寺产，使之成为佛教活动公开场所，显得尤为重要。

无锡市首先归还并开展佛事活动的寺院是广福寺。“虽经‘文革’但信念没变，那时大家看上去都很兴奋，感觉阴霾终于要过去了，就好像饿了很久的人现在终于有吃的了。”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陶建丰，经常去广福寺参加念佛活动。小小的寺院内挤了60多个人，年龄最高的80余岁，更多的人在60岁上下。

无锡市民族宗教处在1983年5月向市政府递交的报告中说，广福寺原是杨翰西的家庵，地方小，只能容纳20多人活动，离城又远，信佛教的群众多数是老年人，乘车拥挤，往返不便，已几次发生挤伤跌伤事故。因此出现部分信教群众到离城较近的惠山三茅峰、白云洞、石浪庵、青山寺等不开放的庙里去烧香拜佛，甚至有的在私人家里聚会活动，难以管理。因此建议开放离城较近且面积很大的开原寺。

但开原寺的产权归属，仍是一个问题。鉴于“文革”期间占用该寺的园林局不肯归还，民族宗教处与园林部门协商达8次之多，园林局以“开原寺是荣家家庙，荣家已献给市里了”、“开原寺的房地产在土改时已改革掉了”、“梅园扩大时已办理征用了”等理由拒绝交付，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无锡市佛教协会为此准备向法院起诉。

民族宗教处特地进行调查并确认其产权属于宗教团体。但园林局又提出，可以将念佛堂、藏经楼让出来，但要佛教协会补偿搬迁费14万元，大殿已动工修理，发生的费用约7万元，也要佛教协会承担。民宗处在给市政府的另一份报告中说，“佛教（协会）对园林这样提问题很反感，认为，园林长期占用开原寺，只用不维修，又未付一分租金，房屋用得破旧不堪，而且一大半房屋被拆掉，现在修复开放困难很大，需要花相当一笔资金才能修复。因此，佛教提出，园林从占用开原寺之日起要计算房租，约十多万元，拆掉32间房屋要作价偿还，约十多万元。我们认为，园林长期占用了开原寺，大部分房屋被拆除，留下3个殿的房屋也用得破烂不堪，还提出要佛教出搬迁费和大殿维修费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意见：经济上互不算账。园林不应向佛教伸手要钱，佛教也不必向园林算账。如果这个意见可行的话，先在党内统一思想，这样处理，实际上佛教是吃亏的。但意见统一后，佛协的思想工作我们去做。”

但直到1985年，因园林局未按市政府批文迁让，致使开原寺修理工程陷入停顿，无锡市佛教协会会长隆贤，还不得不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市政府出面解决。从开原寺的例子可以看出佛协讨要寺产的难度。至于“文革”前就被占用的寺产的归还，就更是难以落实。

不过，无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朱宝奎说，相较于其它地方，无锡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对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全国差不多是最早、最好的，得益于解放前的根基，佛事活动恢复得也很快。

陶建丰说，1981年无锡市佛教协会召开第三届代表会议，有人希望他能参加，他因为小时对“文革”批判宗教的记忆尚存，因而颇犹豫，最终没有参加。但在1986年的无锡佛协第四届代表会议上，他出任了市佛协的理事，此时，他已没有任何顾虑，时代给予佛教的空间毕竟已和从前有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