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所述，佛学院体系的研究风气多停留于概论式的经论研究，而非佛学体系的研究所则以各类方法学为能力培养之主轴。这俨然形成台湾佛教界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方向。

三、因应之道——高等教育与佛教教育的互助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地球村”的世纪，高等教育普遍强调“科学化”、“国际化”与“多元化”，佛教教育只有调整脚步摆脱佛教传统的包袱，方能迎接大时代的挑战，此乃刻不容缓的课题。面对前述诸多困境，笔者提出以下因应之道：

 （一）加强“科学化”的学术精神

长久以来，佛教教育背负实践宗教修行生活的沉重包袱，醉心于“单一宗教”的研究，以致其招生、课程设计、师资延聘与研究方向等均无法朝向“科学化”的发展，进而导致政府部门的设限。反观，宗教学之父缪勒说：“只懂一种宗教，其实不懂宗教”，他又说：“应当对人类所有的宗教，至少对人类最重要的宗教进行不偏不倚、真正科学的比较。”缪勒强调：“科学不需要宗派”、“任何宗教都不应要求得到特殊待遇”。据此，佛教教育的发展的确有反省与检讨的空间，因为显然佛教沈醉于“单一宗教”的研究是与强调科学化学术精神的“比较宗教”背道而驰的。

“比较宗教”的研究，系应用客观比较的方法，意味着将突破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经验性事实的范围而后转到抽象的层次上。此种科学比较研究的动机之一是确定某些事实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处，这不仅可以确定各自的特质，也可突显其普遍性。由是知，比较研究的方法可以声称是真正科学性研究宗教的方法，因为它建构一套有关宗教现象的类型学或形态学，进而寻找普遍的关联、原理与法则。

相较于“比较宗教”，佛教教育在科学化上显得相当的薄弱，一者“单一宗教”的研究导向致使佛教教育无法达到“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并使佛教教育陷入“传教”的框架束缚之中。二者在方法学上，佛教教育仍停留在“以佛教研究佛教”的轨道上，此离“科学化”寻找各宗教间的普遍性相当遥远。反观高等教育普遍强调“科学化”的学术精神，倘佛教教育能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则前述不易接纳完全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等困境都将得以逐一解除。

（二）加强“国际化”的学术交流

依据学者马丁卓（Martin Trow）的论点，高等教育人数占十八至二十一岁年龄层的百分之十五以下称为精英期，占百分之十五至五十者则为大众期，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时则称之为普及期。根据1999年的统计，1988年是台湾高等教育由精英期进入大众期的转折点。到了1999年高等教育人口数已达百分之三十三，已然进入大众期。台湾身处如此剧变的时代，加上二十一世纪是“地球村”的大环境带动，台湾的大学若期盼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都已着手参与国际间学术交流，包括交换学生与教授、合作研究计划案、加入国际学术组织活动等，同时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其成为有能力晋身国际舞台的人才。

反观，台湾佛教教育语言能力普遍不佳，因为仍然只是停留在原典语言的研究，加上也缺少有利的机制吸引优秀的外国学生来台就读。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越来越近，教育市场开放的压力越来越大，倘若不及早因应，则将影响台湾佛教教育的竞争力，并导致目前部分佛学院或佛学研究所招生不足的营运困难。笔者以为，在此强大的压力背景之下，台湾佛教教育倘若能与高等教育团体结合进行师资客座（借此摆脱师徒私相授受的学习）、课程内容涵盖时势分析、短期交换计划、英语教学等，对学生视野的拓展以及国际化均极其有利。

（三）加强“多元化”的学习管道

佛教教育的传统是“解行并重”，但因囿于刻板、严肃之“单一宗教”气氛，因此不易吸引大众，且常遭人诟病。反观宗教学（Religious Studies）在高等教育的学习中，经由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等多元管道，加强学生于生活中体悟各种不同的人生观（Philosophy）、宇宙论（Cosmology）与现实生活的种种层面。倘若佛教教育也能如法仿效，则当令出世的义理融入入世的生活，让学子们可以在生活中了知佛法的妙用无穷，以及学佛的法喜充满，则不仅让师生均沾法益，同时也将利于佛法的弘传。

四、结论

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快乐的学习，发现自我，尊重群体，完成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创造出美好的社会。但如果教育的目标不在追求创造自我主体文化，则一切改革终究是无谓的。三百年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境遇，台湾自我鲜明的文化也因而无以形成。但这半世纪以来，由于大江南北各地不同族群、不同风俗习惯与宗教，融入原有的闽南与客家文化，台湾俨然已有“熔炉”之势，如果说文化是甘泉雨露，那教育便是良田种子。佛教教育如何趁此走势，加入高等教育的融合，寻求互助发展，以利兼顾弘法利生，进而个人得以证悟真常，彰显生命的真谛，而高等教育则借由宗教教育的推广，得以成就宗教与学术水乳交融的均衡发展。

拙文虽挂一漏万，但仍希望抛砖引玉，唤起有志之士投入相关领域之研究。

作者简介：

释圣玄，辅仁大学宗教学系与纽约长岛大学合作项目执行长兼讲师。